才華橫溢的壯年記者跳樓自殺，年收入百萬的公司財務總監燒炭自殺，政府部門廳局級幹部跳河自殺……近年來，抑鬱症不再是一個令人陌生的醫學名詞，而成爲時常見諸報端的“生命殺手”，帶走了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其中既包括事業有成、前途看好的官員、企業家、學者等社會知名人士，更有無法面對競爭壓力的大學生以及各行各業的普通人。
但與日益肆虐、不斷蔓延的抑鬱症高發勢頭相比，目前我國對抑鬱症的治療和干預卻顯得相當乏力：患者在心理門診渴望得到心理疏導，卻每每面對“只開一堆藥”的匆匆結局。而全社會對抑鬱症患者的關懷和撫慰，也停留在相對無知的原始狀態，使得身陷病情困擾的抑鬱症患者更加無助和絕望。
“尷尬”如何破？“歧視”如何解？面對抑鬱症的不斷肆虐，還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價，才能敲響防治警鐘？
肆虐：全國1.73億人不同程度患有精神障礙
8月13日，《南方週末》前調查記者朝格圖跳樓自殺。據悉，朝格圖生前曾飽受抑鬱症的困擾。
7月中旬，剛過50歲生日的華碩CFO張偉明在臺灣駕車時將炭盆燃燒，躺在駕駛座死亡。張偉明的妻子表示張偉明患有抑鬱症，長期接受治療。
抑鬱症又稱抑鬱障礙，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爲主要臨牀特徵，是心境障礙的主要類型，一些患者因情緒消沉，呈現悶悶不樂、悲痛欲絕、自卑抑鬱，甚至悲觀厭世的反應，甚至自殺企圖或行爲。
抑鬱症被稱爲精神科的“感冒”，有統計顯示，70%的人一生中至少體驗過一次抑鬱心境。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抑鬱症發病率約11%，有3.4億抑鬱症患者，已成爲世界第四大疾病，而預計到2020年，抑鬱症可能成爲僅次於心臟病的第二大疾患。
由於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帶來高壓力、高強度的社會工作節奏，加上心理疾病常識的不夠普及，近年來中國抑鬱症等心理疾病持續高發。據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心理科教授王旭梅介紹，目前中國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達17.5%，約有1.73億人患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礙，其中抑鬱症是重要組成部分，不乏患者因病自殺身亡。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醫學科教授王哲指出，抑鬱症損傷的是細膩、精華的心智功能，即腦力勞動的強度越大，抑鬱症的損傷程度越高。“在目前社會節奏快、社會壓力大以及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的情況下，需要人們高功能的心智活動也逐漸加強，抑鬱症對人們的損傷程度越發得以彰顯，帶來的危害也不容小覷。”
尷尬：臨牀治療中輕心理疏導、重藥物治療
“我想要的是和醫生傾訴解開心結，不是塞給我一大堆藥讓我吃。”一位大學生抑鬱症患者小麗（化名）表示，去醫院看病時醫生讓她做一份人格量表，就據此開藥，根本不聽傾訴，“心理醫生簡直像藥店售貨員”。
王哲表示，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雙管齊下，必要時藉助儀器治療，才能達到較爲理想的診療效果。“臨牀上單純藥物治療有效率在60%，但雙管齊下可達到75%。不過目前中國抑鬱症患者還是以接受單純藥物治療爲主。”
心理醫生作爲心理疾病診療的“王牌軍”，“重開藥輕診療”已成爲臨牀多發現象，開大處方的情況也難以避免。
按照心理診療常規標準，單例病人首診時間應達到 40分鐘，複診時間至少20分鐘，綜合算來一位心理醫生一上午不上廁所不休息，接診數也不應超過10人。然而記者瞭解到，有些心理醫生在出門診時一上午能看30多名患者，大量壓縮問診時間，也被一些患者吐槽“除了開藥積極，剩下啥都不問”。
“一方面與醫生趨利心理有關，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醫療服務收費標準的不合理。”王哲告訴記者，心理醫生“話療”一小時收費60元，且服務費要悉數上交給醫院；而開藥的話，5分鐘就能開出幾百塊錢的藥，其中還不乏帶有“回扣”的藥品。“在三甲大醫院，一個有處方權的門診醫生，如果快節奏看病，一天的藥品回扣都能有1000元。”
遼寧省人民醫院心理科主任何茹告訴記者，自己曾接診一位大學生患者，4小時“話療”收費198元。“繳費時患者以爲自己眼睛花了，特地跑回來問我‘怎麼收費那麼低’。現在市面上普通心理諮詢師都一小時200至500元。”
正是這種收費的不合理，使大量醫生選擇棄用心理治療，導致部分抑鬱症患者的治療不夠全面有效。“尤其是三甲大醫院，提供心理治療都是年輕醫生和實習學生，副教授以上的基本都不去做，認爲服務價值和個人尊嚴不匹配。”王哲表示。
王旭梅教授說，與大量患者需求相比，目前中國醫院設立心理科室數量較少，且多以門診形式爲主，開闢住院部門的則更少。以瀋陽爲例，目前只有兩家醫院開設心理病房。然而實際上嚴重心理疾病患者與其他重症患者一樣，都需要住院觀察治療。
據瞭解，心理病房屬於勞動密集型，人工耗時多但是費用低，在醫院相對邊緣化，大部分醫院設立病房的積極性也不高。王哲表示，醫院如果設置住院病房，精神醫學科的效益是平均醫院效益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很多醫院權衡後選擇不設立。“即使是精神科門診，效益也達不到醫院的要求指標，醫生績效只能拿平均獎。”
瓶頸：人才奇缺+諱疾忌醫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王剛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雖然抑鬱症的終生患病率在6%左右，但50%的抑鬱症患者經過治療後症狀能夠消失，社會功能能夠恢復。
然而，與充滿治癒希望相對的，卻是診療人才的奇缺。王哲表示，中國臨牀醫生約270萬，其中從事精神科的只有2萬多，還不到總額的1%。“然而從醫療體系的社會經濟負擔來看，中國目前精神疾病要花掉社會經濟資源的10%以上，人才配置與社會實際所需嚴重不匹配。”
而不受重視、收入偏低等原因，也導致大量心理醫學人才流失。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執行主任費立鵬表示，目前中國接受正規系統訓練的心理學工作者中，只有20%左右從事一線應用治療工作；而美國接受正規訓練的心理學工作者有20萬人，90%都活躍在一線應用治療領域。
目前在心理診療行業多見的“速診醫生”和“光開藥醫生”，也容易引發心理疾病患者的不信任，進而從臨牀脫落到社會，面臨非正規諮詢耽誤治療的風險。
針對這些困局與“尷尬”，何茹等業內人士建議，有關部門宜加強對醫生職業道德教育，提高醫生治療費和服務費，促其合理使用藥物，重視心理治療手段。“建議加快開放心理醫生多點執業，引入民營資本擴大設立心理病房，避免增加醫院擴建和壓縮其他科室風險。”
除此之外，民衆對於心理疾病的偏見和恥感也成爲延誤治療的重要因素。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的數據顯示，目前公衆對精神疾病的知曉率不足五成，導致首診誤診率較高。而“談抑鬱色變”的現狀，也使民衆戴着有色眼鏡審視患者，患者自己也易諱疾忌醫。
王哲告訴記者，精神科醫生雖然也可以開病假條，但患者卻大多要求骨科、傳染科等其他科室替開，因爲怕受到單位和周圍人的歧視。“其實學生羣體是抑鬱症的高發人羣，但我在教育部門查看病假資料時發現，極少有寫着抑鬱症的病假條，更多都被肝炎、骨折等原因代替。前來就診的孩子家長，也很擔心孩子在學校受到歧視。”
專家建議，在全社會加強心理健康宣傳，提高公衆對心理健康認知程度，同時完善心理科室的會診和轉診機制，減少心理疾病的誤診率。“建議有關部門可完善彈性工作制，安排合理的休假制度，讓精神也可以適度休息，避免過勞致病。”王哲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