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進城務工人員，“看病難”已經成爲他們難以承受之痛。
就北京來講，大醫院“看病難”實際上表現爲看專家難、看好專家難、住院難。由於基層醫療機構建設的不完善、醫前醫後服務的缺位、病人的就醫期望值過高等，導致大醫院人滿爲患，角色錯位。
如何醫治“看病難”這一城市病？公立醫院的改革被公認爲是突破口，而優化醫療資源配置又被認爲是最爲關鍵之所在
廣東省珠海市所有公立醫院藥劑科主任被“一鍋端”——這一重大反腐成果被曝光後，150餘家媒體爭相轉載。
如此廣受關注的背後，實際上是人們對城市“看病”頑疾久治不愈的種種不安。
在不停的論戰和爭辯中，新醫改已經邁入了第二個年頭。自1984年衛生部起草首個醫改文件起，“看病難看病貴”一直是老病根。
與大城市相對集中的優良公共醫療資源相矛盾的是，數不清的城裏人正在飽受看病難、看病貴的折磨，幾近病態。
城市越大看病越難
“午夜排隊去掛號，住院要等兩三週”；
“停車排長龍，醫院像迷宮，看病馬拉松”……
提起去醫院看病，一名北京市民給記者唸了一串兒順口溜。而上述情形，是很多城市醫院的真實寫照。
近日，《法制日報》記者跟隨從外地來京爲兒子求醫的馬女士來到了北京某著名醫院。
下午4點左右，掛號大廳外已經排了四五隊，每隊有十來個人。已經數次來北京求醫的馬女士頗有經驗，排上號後，拿出一疊報紙鋪開坐下，還招呼記者也一同坐下。記者看到，來這裏排隊的人大多有備而來，除了報紙外，還有長凳、毛毯……
馬女士告訴記者，要想掛上專家號，就得做好“熬夜”苦等的準備。不想吃這個苦頭，就只能多花些錢從“黃牛”手上買號。
除了看病難以外，看病貴也讓廣大患者膽戰心驚。
“在醫院看病，普通病人最害怕的就是開大處方、動大手術，而這往往是某些醫生最熱衷的事情。”陪馬女士排隊時，記者聽到一名患者如是說。
住在北京的外來務工人員王先生的孩子不久前感冒了，去了趟醫院回來後，王先生深有感觸的對記者說：“在大城市，小孩看病確實價格很高。普通一個感冒就得花200多元，掛號費就要30元，而且往往一去就用抗生素，查這樣查那樣，錢花了經常還沒有檢查出結果。我老家在一個小縣城，一些小兒常見病經常都是買幾元錢的藥，吃了就好了，哪有在大城市看病這麼麻煩。”
“以藥養醫”演變爲“養腐”
對於城市裏“看病難、看病貴”背後的成因，《法制日報》記者作了進一步的走訪。
北京市某區衛生局的有關負責人向記者分析：“就北京來講，大醫院‘看病難’實際上表現爲看專家難、看好專家難、住院難。由於基層醫療機構建設的不完善、醫前醫後服務的缺位、病人的就醫期望值過高等，導致大醫院人滿爲患，角色錯位。”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包括政府調控政策的薄弱，在市場機制失靈的情況下，對‘大醫院看小病’的不合理流向缺乏有效的調控機制。近年來，大醫院的診療工作量越來越大，承擔的突發事件、教學、科研等任務也越來越重，人力資源明顯不足。”這名負責人說，“目前，大醫院編制還是根據牀位制定的，屬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標準。而大醫院一般擁有悠久的歷史沉澱，在當年缺醫少藥的年代，並沒有充分考慮如何在佈局和流程上體現人文精神，目前要進行流程改造又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很難。”
而更受詬病的是長期盤踞在醫療系統的“以藥養醫”之疾，而此頑疾近期有演變爲“以藥養腐”之勢。
有業內人士指出，看病吃藥價格居高不下的背後，纏繞着的是一條由“潛規則”串聯起來的長長的利益鏈條。
一名醫藥代表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他說，藥品進醫院，從招標專家組到醫院的院長、分管副院長，從藥房主任（或藥劑科長）到處方醫生，甚至統計員、會計，“處處都得花錢”。而這些費用最終都要由患者買單。
一位不願具名的醫療專家向記者透露，在同類藥中，醫院領導往往傾向於招進那些價格昂貴的新品種藥，因爲“新藥”附帶着高額的回扣，“在醫藥集中採購招標之前，院領導便位居藥品消費利益鏈的最高端；實行招標之後，這樣的格局沒有太大變化”。
“個別醫院領導如果需要招標藥品，他就會在有關藥品展銷會露面，並把生產這種藥品的廠家全部邀請過來。這時，院領導往往會給各廠的醫藥代表‘相面’，他要觀察、感受哪些人更面善一些、更可靠一些。價格不是問題，質量也不是問題。如果他感覺這個醫藥代表靠不住，即使送再多的錢也會被他拒之門外。而一旦他接了藥商方面的錢財，就立即成了利益共同體。”這位專家說。
“哪怕一個品質優良的醫生，要抵擋‘新藥’回扣的誘惑、給陌生人開廉價藥，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一名從業多年的醫生告訴記者。
“開大處方，從根本上說，是‘以藥養醫’造成的。應該說，‘以藥養醫’現象的存在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這是因爲，現行政策允許西藥15%，中藥30%的加成。而不合理之處在於，這一政策在實際操作中被濫用了。可以說，醫院和醫生是搭了賣藥加成的便車，牟取了醫院以及醫生個人的利益。”中國人民大學衛生醫療體制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峯向記者分析道。#p#副標題#e#
公立醫院改革是突破口
破解“看病難、看病貴”這一城市病勢在必行，但路在何方？
此輪醫療改革中，公立醫院的改革成爲公認的焦點和突破口。
據悉，此輪醫改對公立醫院的改革目標提出了4句話——“政事分開，管辦分開，盈利與非營利分開，醫藥分開”。
來自衛生系統的負責人認爲，政府應該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
“最重要的是做到優化醫療資源配置。根據區域衛生規劃和醫療機構設置規劃，合理確定公立醫療機構的數量、結構和佈局，中央和省級政府只保留少量國家和省級醫學研究中心，承擔科研、教學和疑難重症臨牀研究任務，其他醫療機構實行屬地化全行業管理。”這位負責人說。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新醫改方案起草者之一的李玲則認爲，就醫院的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問題而言，兩者還有一定的區別。
“真正的公益機構不僅僅是不營利，還要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應該堅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不動搖。公立醫院的試點到現在還沒有任何模式，也就是說還沒有實質性地啓動。在我看來，真正的公立醫院就是政府的派出機構，完全是公益性質。公立醫院其實不是要政府投錢全包，而是要從外部的管理機制，到內部的運行機制，都由政府負責監管。”李玲說。
但李玲指出，醫院公益性的迴歸不能靠醫院本身，“作爲微觀經濟活動主體，醫院一定會考慮自己的收入和收益最大化。保障公益性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措施，需要定位和任務，說到底就是國家層面的方針政策。”
“總的來看，公立醫院改革確有很多困難。目前已經有了很多政策原則，應該整合起來，形成一種機制，有利於合理科學地提供醫療服務，有利於醫療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好地提供醫療公共服務，走出公立醫院改革的困局。”王虎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