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義的養成壯大，公益文明的開花結果，必須要有制度的土壤和社會的營養
在媒體報道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那些質問醫院爲何沒有存血的人們，基本上自己並沒有參與獻血。由此，許多人也產生了這樣的疑惑：今天的社會大衆中，是否缺乏扶危濟困、幫助他人的意識？
應該指出，道德層面的反思是永遠必要的，但是如果僅僅止步於道德，則很容易流於表面，無助於問題真正的解決。另一方面，無論是汶川地震還是玉樹地震，以及其他各種危難時刻，踊躍捐款捐物、志願服務，乃至獻出自己鮮血的實例也在告訴我們，這並不是一個沒有溫度的民族，人們並不缺乏愛心。所以，可能更需追問的是，是什麼讓民衆本就具有的愛心、對社會對他人的同情與關注，無法彙集成一股溫暖社會的有效力量？
對於“血荒”，或許我們更應當關注，是什麼滯緩了人們走向採血車的步伐？或者說，如何做才能喚起人們走向採血車的熱情？我們看到，在一些地方，與“血荒”同時發生的是某種“獻血難”——就在南京遭遇“血荒”之時，出現了“獻血不足300毫升遭拒”的事情，其原因僅僅是採血點沒有配備合適的血袋。而記者在昆明採訪時同樣覺察到了獻血難的問題：由於薪酬制度改革，採血員每採一袋血的相應獎勵被取消，工作人員積極性受挫，獻血車被指“姍姍來遲，早早收工”，被分析者稱爲“血荒推手”。
除此之外，對於獻血過程安全性缺乏信心，受血者使用血液時遭遇到的異常繁瑣的手續，對於血液用途某種擔憂等等，都降低着獻血者走向採血車的熱情。倘若愛心獻助時常遇到這樣那樣的冷遇，倘若公民的慈善熱情不時被條條框框所束縛，單打獨鬥的愛心慈善、文明道德，必然會形單影隻，難以蔚然成風。
在一個正常社會中，獻血這樣一種基於人人相互扶持、相互救助理念的社會公益活動，從根本上說，靠的是民衆的自發力量，以及整個社會的慈善熱情和公益文明。這種熱情和文明的呵護、養成，離不開社會組織的有效運作，離不開政府的有效倡導參與，離不開各種規則制度的不斷完善。比如，在強調“覺悟”、“奉獻”、“公益”的同時，能否更加廣泛地普及獻血知識，幫助獻血者打消“擔心傷害身體”的心理顧慮？能否以更加公開透明的採集使用機制，幫助獻血者打消“擔心感染”的疑慮？能否設置更加靈活的獻血時間地點，給獻血者更多便捷？
畢竟，道義的產生可以源於內心的善念和自覺，但道義的養成壯大，公益文明的開花結果，則必須要有制度的土壤和社會的營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