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上半年，在衛生部辦公廳印發《開展男男性行爲人羣艾滋病綜合防治試點工作方案的通知》後，貴陽作爲全國60個試點城市之一，也開始進入緊鑼密鼓的工作之中。
專家們曾一再澄清，將男男同性戀等同於艾滋病是認知的錯誤和偏見，而這樣的認知和偏見，給這個羣體帶來的雙重社會歧視，並不利於艾滋病防治在這個羣體中展開。
“因爲性取向與講不講道德無關，例如大多數同性戀是先天形成的，或者是由出生後18個月到36個月裏的環境決定的，道德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道德的指責只能導致人羣對立，導致主流人羣歧視非主流人羣。我們要警惕把無知當純潔，把愚昧當德行，把偏見當道德。”青島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會長張北川教授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
也許，只有當我們對同性戀和艾滋病的認知徹底發生了改變，偏見不再存在，艾滋病的綜合防治才能真正順利開展。男同性戀網上發帖，“我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1月20日20時，離2009年的春節還有10天。
這天是大寒天氣，窗外飄着凍雨。22歲的jessonywc並沒有意料中那樣對自己的“身份”感到難以啓齒
5天前的1月15日，在《貴陽論壇》的“百家雜談”欄目裏出現了一個帖子。在這個名爲《關注艾滋病攜帶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帖子裏，作者jessonywc這樣寫道：
“我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和同齡的孩子來說，我是不幸的，今年21歲的我，也應該是在學校學習的年齡，但是我卻走上了社會。過早的進入社會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但是命運告訴我是不好的，在走進社會的這年，我也進入了一個狹小的圈子，一個被傳統觀念歧視的圈子。
這一年讓我認識了同性戀，也走進了他們，也許就是命運的安排，在2年後，我檢查出我感染了艾滋，這猶如晴天霹靂，苦惱後的我還是選擇了快樂，因爲我雖然感染了，但是我還是應該快樂的生活，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會有醫治的方法的。但是在現在的社會，我們這些患者也真的希望有關愛！這種關愛不是用嘴說說的，希望的是看見行動。”
2008年6月23日，jessonywc被檢測感染上HIV。
傷心兩天後，他還是把感染HIV的事實告訴了同學，他們都感到很驚訝，說“今天不是愚人節吧。”
緊接着父母知道後，他們表面上沒有說什麼。但他們還是去當地疾控中心覈實了兒子檢測的結果。之後，比較愛酗酒的父親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喝得太多。
Jessonywc想去申請低保，當地疾控中心也願意出證明，但“如果一到居委會去開證明，就會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病情，這樣父母就有壓力了，我不願意這樣去做。”Jessonywc說，男男同性戀（英文簡稱MSM，也即gay）這個羣體在現在的社會裏仍然被社會歧視，而感染上艾滋病後，就給這個羣體帶來了雙重歧視，這是他們不願看到的境況。
事實上，jessonywc只是將男男同性戀在社會中的境遇，以及遭遇艾滋病之後所遭遇的“雙重歧視”處境公開在網絡空間裏公開了，而他們這個羣體對這樣的境遇並不陌生。貴陽同性戀羣體，艾滋病毒感染率已超過10%
Jessonywc在MSM中扮演0（女性）角色，自從2006年10月6日跟第一次跟男友發生關係後，至今他已無法記得自己到底和多少個gay發生過性關係了。
他說，在MSM這個羣體中，一夜情的情況很多，他們將這樣的情形稱爲“419”，“有的第一天才認識，第二天就可以上牀。但也有gay在發生一夜情後，感情能維繫4-6年的。”
雖然MSM這個羣體在發生性關係的時候也會選擇採取安全措施，戴安全套，但Jessonywc說“你們不瞭解gay，他們一旦真心喜歡對方，特別是這個角色，他們會願意爲對方獻身，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採取安全措施的。”
貴陽市疾控中心皮防科科長周健說，2006年，貴陽市疾控中心曾聯合兩城區（雲巖和南明區）疾控中心開展了“男男同性戀人羣艾滋病、性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感染狀況及高危行爲調查”。
參與調查的406名MSM中，對艾滋病通過血液傳播知曉率爲95.9%，性傳播知曉率爲89.4%，對不會傳播艾滋病的途徑判斷正確率爲78.9%。然而這406人被檢測出艾滋病毒的陽性率卻仍高居5.9%。
衛生部艾滋病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青島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會長，張北川教授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gay羣體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在貴陽已超過10%。”受訪的本土專家說，自2006年以來，這個羣體依舊在貴陽艾滋病感染高危羣體中排名第一。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事實上，MSM這個羣體的文化層次是比較高的，“60%的人是大專以上文化”，但“他們的知識和行爲是分裂的”。
張北川教授說，同性愛不等於艾滋病（及性病），是否感染或易感染艾滋病（病毒）主要取決於性伴數量多少、具體性行爲方式和安全措施，不取決於性取向。性伴數目越多，感染概率越大；不同的性行爲方式中艾滋病傳播的概率也不一樣，其中肛交排在第一位；正確使用安全套能使艾滋病感染概率下降約85%，性病感染概率下降約50%。
Jessonywc說，從一開始，他就想找一個合適的1（gay中的男性角色）組成家庭，永遠生活在一起，但真的要想找一位有責任心和專一的男友，卻還是顯得有些困難，“因爲1比較花心。”而事實上，1的花心，卻給這個羣體感染HIV帶來了不容忽略的潛在危險。對待同性戀的態度，折射社會的文明和發展程度
“傳統道德觀念對性工作者、同性戀者、吸毒者及感染者的嚴厲排斥和譴責，在他們和主流社會之間豎起了屏障，導致他們處於社會邊緣，無法獲得性病、艾滋病預防的知識和技能。”雲南省公共衛生專家、昆明醫學院教授李曉亮說。
他說，以同性戀爲例，美國在1973年就通過了“同性戀不屬於性變態”的認識，並且不再將其編入精神疾病分類診斷手冊。世界衛生組織也在1993年認可了這一觀點，在精神疾病分類學中去除了相關內容。但我國接納這一觀點的時間較美國晚了29年，較世界衛生組織晚了9年。
直至2002年，我國才做出了相應改變，不再將同性戀視爲性變態。
儘管如此，但人們長期以來對同性戀羣體的無知、漠視、偏見和歧視還是使我國的政策、干預都沒有能將該羣體早些納入性病艾滋病的防治重點。他們由於懼怕社會歧視，不敢公開身份，或是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而與異性戀人羣結婚，增加了他們感染和傳播性病艾滋病的可能性和危險性。
有人認爲，感染了艾滋病的這個羣體，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的隱患。張北川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反駁說：“不是他們給社會帶來諸多隱患，而是社會的落後給自己製造了麻煩。
張教授說，同性戀人羣就是一個普通的小人羣。所謂的小，是指占人口比例低。大衆不瞭解，是因爲大衆性科學水平落後。他希望全社會能像對待普通人一樣對待同性戀者，因爲他們除了性取向和我們不一樣以外，其他都一樣。他們就生活在我們中間，需要理解和認可。我們應該對異性戀怎麼看，就對同性戀怎麼看。
“公衆對同性戀的態度，可以折射出一個社會的文明和發展程度。”張教授說。官方機構和本土NGO的努力與尷尬現實
2007年，爲推進《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6-2010）》及《高危行爲干預工作指導方案（試行）》，提高艾滋病防治專業人員及高危行爲干預工作隊的能力，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組織國內有經驗的專家編寫了《MSM人羣艾滋病高危行爲干預工作指南》
貴陽市疾控中心皮防科的專家說，根據《指南》的要求和對照貴陽的現實，只有當“干預”的覆蓋面達到90%後，對艾滋病的控制纔有效。然而，這個目標對於貴陽而言，難度還是很大。因爲“2008年的調查顯示，貴陽MSM中的HIV陽性率已經達到10%以上了。”雖然“以前是有經費支撐就調查一下，調查結束後就完了，而這次採取的綜合防治是進行全方位的跟蹤。”但社會的偏見和歧視，仍然給這項工作的開展帶來不小的難度。
上述《指南》裏也稱，社會對MSM人羣的歧視影響了艾滋病綜合防治措施的落實，社會歧視使他們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使得自願諮詢檢測、安全套推廣及MSM人羣HIV感染者獲取免費抗病毒治療等措施難以全面落實。
“不要因爲這個人羣可能艾滋病感染率高就歧視。要想到，那樣做只能加重這個人羣的感染，而這個人羣一旦感染率高，我們全社會都要付出代價。”張北川說。
除了本土相關官方機構正在對MSM這個羣體感染艾滋病的現狀進行積極“干預”以外，本土一些NGO組織也早已介入了民間干預的工作。
成立於2005年1月30日的貴州“黔緣工作組”，是貴州第一個男男同性戀NGO組織，也是全國首個通過民政註冊的MSM社區民間組織，該組織的宗旨是以消除公衆對MSM羣體的歧視和偏見爲己任
“黔緣工作組”的負責人儂志軍說，“黔緣工作組”的主要工作是通過在場所幹預和麪對面干預的同時，組織小型防艾宣傳活動、發放安全套、在MSM羣體中開展健康干預工作。同時，充分發揮網絡對MSM的宣傳作用，建立QQ羣、網上資訊、網絡信息發佈等，開展網絡干預，將干預工作真正延伸到全省的MSM人羣。
在成立的第一年，黔緣工作組因發展需要，先後在凱里、都勻、遵義等8個地州市成立了凱城工作組、橋城工作組、遵義紫堇工作組等分支機構，初步形成了貴州全省MSM的大聯盟。
儂志軍說，一個尷尬的現實在於，如果要全面開展好上述工作，這個NGO組織每年需要近30萬元的經費。“每次搞能力建設培訓，給每個地州工作組的名額是有限的，太多了的話，經費上無力承擔。”即使是這樣，每次的經費也需要1萬元左右，其中還包括請專家和老師講課的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