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之前，在江蘇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吳長棟獻血後被邳州疾控中心告知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令他一度準備自殺，但經江蘇省疾控中心等機構進行血液檢測，他的檢測結果均正常。拿着江蘇省疾控中心的報告單，吳長棟決定討個說法。目前，江蘇省衛生廳正在調查此事。
獻血查出HIV陽性
吳長棟生於1975年，是徐州市邳州人。幾年前離婚後，年幼的女兒判由他撫養。由於他要在常州打工，女兒便放在老家交給父母帶。2009年11月5日，在湖塘樂購門口的一輛獻血車上，吳長棟做過基本檢測後獻血400毫升。第二天傍晚，他接到老家邳州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艾科胡醫生的電話，稱他已感染艾滋病毒，要求他趕緊回家，“有些事要問你，還有一些注意事項要和你交待”。
第二天，吳長棟向工廠老闆辭職趕回老家。
11月9日，吳長棟找到邳州市疾控中心的胡醫生，簽了HIV抗體陽性者告知書。醫生給他介紹了注意事項。隨後他按照醫囑，碗筷都與家人進行了隔離。令吳長棟稍感欣慰的是，他女兒的檢測結果正常。
吳長棟說，那時他絕望了，想過上吊、喝農藥、吃安眠藥。他買了安眠藥後，由於父母看得緊，沒找到機會自殺。
>>事件
多次複檢結果均正常
“我怎麼也想不通我怎麼會感染上艾滋病，我不是個隨便的人。”吳長棟說，冷靜下來後，他抱着一絲僥倖，決定再去查一次。1999年11月下旬，吳長棟來到了徐州市賈汪區醫院，用化名“張鵬”做了一次檢測。11月25日，他拿到了檢測報告單，看到了他夢寐以求的“陰性”二字。由於懷疑這個結果，第二天他在醫生的建議下，去徐州市疾控中心做檢測，結果還是陰性。
吳長棟說他還是感到不放心，於是在12月4日、12月21日，他又用真名在徐州市疾控中心做了兩次檢測，結果均爲“陰性”。在確認自己正常之後，吳長棟喜極而泣，並把好消息告訴了家人，“一家人都覺得像做夢一樣”。
從被告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到“恢復”成正常人，雖然只有半個月的時間，但吳長棟瘦了十幾斤，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壓力。吳長棟說：“那半個多月，對我來說，天昏地暗的。”後來，他又去江蘇省疾控中心做檢測，檢測結果依舊是“陰性”。
我患上恐艾後遺症
去年上半年，吳長棟回到常州幹起了老本行，開大卡車。雖然生活恢復了平靜，但他像變了一個人一樣。不像以前那樣，會和工友們說說笑笑，人變得很敏感，不再開朗。在他的世界裏，他聽不得任何關於艾滋病的事，家裏人也不能再提到這個詞，甚至於他對血也害怕得要命。有時連在街頭偶爾看到獻血車，他都會不寒而慄。他感覺自己得了“恐艾後遺症”。吳長棟決定維權。他去了常州中心血站，要求血站恢復他的名譽，但血站稱他們是按正常程序工作，責任不在他們。
>>吳長棟
>>常州中心血站
責任就是上報結果
吳長棟是在常州獻血時被檢測出來有問題的，據常州市中心血站政工科主任鄧光華介紹，吳長棟曾找過他幾次，要求血站給他恢復名譽。他是在2009年11月份獻的血，當時設備初篩時是呈陽性，他們用吳長棟的血再次查一遍，依舊是陽性。因爲兩次初篩呈陽性，血站按國家規定填寫信息，上報國家信息網。“我們當時在網上填寫的是血站篩查，我們血站沒有確認他爲陽性的資格。”鄧光華說。
“我們的責任就是根據結果上報，疾控中心應該知道血站沒有確診的權力，他們應該帶着吳長棟去做進一步確診。”
據鄧光華介紹，每年常州獻血者共有四萬多人，每年都會有十幾例被檢測出HIV結果呈陽性。但是，從1993年起，開展艾滋病檢測之後，由常州血站確診的只有兩例。“也就是說，每年這十幾例的陽性基本上都是假陽性，導致這種結果的因素很多，因爲血站的檢查機器靈敏度很高，一些人吃了藥或者海鮮等，都有可能會干擾檢驗結果，出現這種假陽性反應。”
>>邳州疾控中心
處理不存在任何過錯
邳州市疾控中心性艾科醫生胡醫生日前接受採訪時說，吳長棟這件事是他具體負責的。邳州疾控中心2009年11月6日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信息專報系統網絡直報中，看到了吳長棟的傳染病報告卡片。報告卡片中，註明“確認結果陽性”。“因爲當時那張報告卡片上是‘確認結果陽性’，所以我們無需進行復查。”胡醫生說。“網絡直報是確認陽性，按照程序，我們不需要再次對他做檢測，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也沒有任何過錯。”
>>江蘇省衛生廳
責成常州徐州兩地調查
江蘇省疾控中心一位李姓工作人員接受採訪時表示，衛生廳領導從相關渠道獲悉此事立即高度重視，目前已責成常州、徐州兩地進行調查。由於這件事發生在2009年，現在他們正在調查差錯出現在哪裏，目前一切都在調查過程中。
>>律師
吳長棟健康權受侵犯
江蘇當代國安律師事務所主任魯明說，有關部門對吳長棟的行爲應該屬於侵權行爲，侵犯了吳長棟的健康權。魯律師介紹，健康權既包括生理機能的完好，也包括心理狀態的完好。而有關部門的行爲，讓吳長棟受到了驚嚇，產生了不健康的狀態，侵犯了當事人的健康權。他說：“現在調查正在進行，調查結果出來之後，吳長棟可以向有過失的部門追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