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報道，《中國艾滋病感染者歧視狀況調查報告》近日發佈，這份報告調查了中國2000多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歧視經歷。調查發現，在知曉感染者身分後，1/4的醫務工作者、超過1/3的政府官員和教師持有負面和歧視態度。
雖然中國早就立法反對歧視，艾滋病的病理知識也可以通過網絡方便地獲取，但對他們的歧視仍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社會之中，“認知與行爲存在巨大差距”。在此之前，類似的調查反映出，一些人把艾滋病與道德淪落相聯繫，還有一些人主張對艾滋病患者進行隔離。這些看法與主張其實並無道理，但可以看出，面對某個被歧視的領域，醫學分析與道德評判之間的曖昧關聯，以及可以隨時被激活的某些社會管理方式，比如隔離。
剛剛發佈的那份調查報告，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它調查了醫務工作者、官員和教師的看法，對艾滋病的歧視存在於這些羣體當中。這些羣體與其他羣體非常不同，醫務工作者涉及醫學與治療，官員涉及公共政策的制訂，教師則涉及社會觀念的影響與傳遞。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對社會結構和意識的形成與固化，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一個公司職員、一個賣菜的小販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你可以說這只是個人偏見，但若醫務人員、官員和教師歧視，就有很大可能左右社會制度。
如果把人類歷史上的各種歧視編成一本書，它可能將是最厚的一本。種族歧視、信仰歧視、性別歧視……數也數不完，在福樓拜的小說《薩朗波》中，一個部落只是吃不同的食物，就受到迦太基人的歧視和驅逐。這些歧視，有的被說了出來，有的沒有，有的產生於無知，有的與知識的多寡無關，有的具有明顯的可見特徵，有的則不易察覺，有的存在於社會的表面，有的則根植於社會制度當中。
對乙肝、艾滋病患者的歧視，或遲或早都必須要消除，因爲它不是一個社會人性化和人道精神的證明。此外，我們更應該警惕那些已經制度化的、不易察覺有時甚至習以爲常的歧視的危險。比如醫院、銀行等各種公共機構的VIP包房、特殊通道，比如城市轎車車道的擴張與人行道、自行車道、公共汽車道的萎縮，比如重點班與普通班、重點學校與普通學校的教育資源的配置方式，比如我們需要填無數註明年齡、性別、民族、婚姻和健康狀況的表格，比如各種考試招生的名額分配和加分政策等等，這些把人分門別類的“歧視”的存在，同樣不是社會人性化和人道精神的證明，同樣必須得到消除。
乙肝病毒攜帶者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度有着相似的社會遭際。在蘇珊·桑塔格用親身體會寫成的《疾病的隱喻》一書中還可以看到，即便癌症，也會遭致人格上的歧視與貶低。乙肝也好，艾滋病也好，癌症也好，在醫學上都被稱作“疾病”，因爲它們在顯微鏡下往往有可見的病毒。是不是具有可見的病毒，或者具有一定傳染性的疾病，纔會成爲歧視的對象呢？事實不是這樣，最顯著的證明就是“網癮”。
並不存在“網癮病毒”，網癮也不具有任何醫學上的傳染性，但網癮者仍被看作與個人自制力、生活方式、個人性格、人際交往的某種受損或淪落有關，在網癮治療的實踐中，隔離的方式也被大量採用。對於網癮，目前爲止沒有什麼明確的“歧視”語言，你與一個“網絡使用不當者”呆在一起，你不會有任何緊張和惴惴不安的感覺，但是看看，“社會功能受損”、限制自由的治療方式，難道與在艾滋病調查中展示出的那些看法和主張有什麼本質不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