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許多普通農民因超生而上繳高額社會撫養費的同時，個別富甲一方的“名人”卻有特權置身於監管之外，相關政府部門的不作爲，更是對社會公平的嚴重傷害。
本來已歸於沉寂，逐漸被公衆淡忘的“張藝謀涉嫌超生”事件，近日又被媒體報道喚醒。涉嫌超生事件發生在江蘇無錫，同在江蘇的南京《東方衛報》近日在頭版整版刊登“尋人啓事”，尋找張藝謀。
媒體此舉可稱得上是一記“怪招”，但這一招也博得了衆多讀者的喝彩。究其原因，張藝謀面對衆議洶洶表現出的傲慢，以及無錫當地計生部門的不作爲，都讓公衆無奈更又憤怒。公衆對張藝謀以沉默應對“超生”的態度如鯁在喉，“尋人啓事”讓衆人一吐爲快。同時，南京媒體此招一出，也讓幾乎爛尾的舊聞“張藝謀涉嫌超生”再次成爲新聞。今年5月，媒體爆張藝謀涉嫌超生，報道稱其在無錫育有二子一女，另外張藝謀至少還與其他兩名女子育有二女一子，加上張藝謀與髮妻所生的女兒，他可能共有7個孩子，網友笑稱其爲“葫蘆娃的爸爸”。
從“全民猜想”到“媒體尋人”，經過半年多時間發酵的“張藝謀涉嫌超生”事件，已經不是可有可無的娛樂新聞，而是一起涉及若干國家政策的公共事件。整個事件需要張藝謀本人和相關政府部門向公衆說清楚、講明白。
導演張藝謀作爲一名公衆人物，當面對公衆質疑時，理應拿出良好的態度予以迴應。而當公衆質疑涉及其行爲是否違反國家政策法規時，張藝謀更應該予以及時、正面的迴應。公衆人物在具有社會知名度的同時，其言行和影響往往與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公衆人物即使不能成爲道德楷模，也不應該是社會的道德短板。公衆人物享受了知名度、影響力帶來的優勢權益和地位，也必須承擔起維護和增進社會利益的義務。
經過半年多時間的等待，始終可能成爲爛尾新聞的“張藝謀涉嫌超生”事件，不僅是導演張藝謀的私事，更關乎我國計生政策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尊嚴。涉嫌超生的張藝謀始終躲躲閃閃，公衆不能接受，倒也是可以理解—一個人如果做了不敢示人或難以啓齒之事，自然不願在大庭廣衆之下作出解釋。但是，坐視國家法律和政策遭到藐視，相關政府部門卻始終消極無爲，這是公衆不能接，也不能理解的。
近日，無錫計生部門對媒體表示，對超生事件“高度重視”，也曾“千方百計”聯繫張藝謀並派出工作小組趕赴北京去找張藝謀，但一直沒找到。作爲名人的張藝謀公開活動頻繁，其執導的電影還在拍攝中，各家媒體不時報出某某人去探班張藝謀劇組的娛樂新聞，計生部門卻說什麼無法聯繫到當事人，如此近乎笑話的說辭，怎麼看都是在敷衍搪塞。就算找不到人，已經有三十多年計劃生育管理經驗的計生部門，難道此前面對超生問題都是如此束手無策？張藝謀及其家人這麼多年的活動就沒有留下“蛛絲馬跡”？相關戶籍資料、各種檔案證明、證人證言等等，在半年的調查裏竟然無一收穫？不管是客觀上的“無能”，或是礙於張藝謀“身份”而主觀採取的選擇性不執法，無錫計生部門長時間的“無能爲力”，都對政府公信力造成了嚴重傷害。當許多普通農民因超生而上繳高額社會撫養費的同時，個別富甲一方的“名人”卻有特權置身於監管之外，相關政府部門的不作爲，更是對社會公平的嚴重傷害。
張藝謀涉嫌超生不是私事，甚至不僅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問題。張藝謀到底有沒有超生，有關部門必須調查清楚，必須向公衆說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