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吸引眼球的海報並沒有產生應有的宣傳效果。2011年的第二天一早，掛着吊瓶的病人們已經塞滿了病牀。
“假期過去了又要趕着上班，沒辦法請假的。輸液好得快一些。”一個女孩說。因爲掛吊瓶的病人太多，她被“擠”到了病房外的走廊上。
看着科室裏“吊瓶林立”的景象，值班醫生楊霞充滿了無奈。“即使像我們這樣的小科室，一天至少要輸60瓶。”楊霞說，“我們也會建議病人不用輸液，可很多時候實在是勸不動。”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數據，2004年全球發生的160億次注射中，中國發生了50億次，是世界最大的“注射大國”。在近日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聯組會議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朱之鑫也表示，2009年我國醫療輸液104億瓶，平均到13億人口，這相當於每個中國人一年裏掛了8個吊瓶，遠遠高於國際上2.5~3.3瓶的平均水平。
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沒有問題，口服藥和輸液的效果是相當的
楊霞常常發現，來自己這兒看病的外國人，一般都是開點藥就走，“還真沒碰見過要輸液的”。可換上國內的病人，“好像不輸液就治不了病似的”。
1831年，當英國醫生托馬斯·拉塔第一次嘗試着用輸血的工具給一位病人輸入鹽水溶液的時候，這一實驗性的治療方式是爲了挽救一位瀕死的霍亂病人。直到今天，靜脈注射技術不斷髮展，甚至出現了一兩個星期不用取下針頭的套管針。但在西方國家，輸液一直是醫生不到萬不得已不會使用的“最後的給藥方式”。通常來說，只有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進食的患者，纔會採用靜脈注射這種開放人體靜脈通道風險較高的方式。
只是在中國，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感染科的主任醫師高燕面臨這樣的尷尬。“不管是上班的、上學的，還是上了年紀家人陪着來的，很多人一進門就要求打點滴，如果醫生不同意還會拍桌子。”這位主任醫師努力模仿着這些病人憤怒的語氣，“我都這麼難受了，發燒的溫度這麼高，你們醫生一點都不同情我！”
在一般人的印象裏，輸液最大的好處就是“好得快”，甚至一些醫生也會做出這樣的解釋。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認爲，這種說法“在某些情況下是對的”，因爲靜脈注射藥物能被完全吸收，藥效也比較快，十幾秒鐘就能讓血液中的藥物濃度達到有效範圍。“但是在其他情況下，只是一種錯覺或心理作用，”方舟子說，“感冒打點滴就屬於此類。”
楊霞也持有同樣的觀點。爲了證明輸液與口服藥物的治療速度“勢均力敵”，她隨手從文件夾裏拿出了幾種常見藥物的說明。其中，常用於消炎的抗生素莫西沙星的說明書中介紹，莫西沙星口服後“迅速、幾乎被完全吸收”，絕對生物利用度總計約91%；另一種抗菌消炎藥頭孢克洛的說明裏也寫明，藥物代謝動力學證明，該藥品口服後“吸收良好”。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吃藥不管用，來醫院掛個吊瓶就好了，其實不是這樣。”楊霞說。她解釋說，任何藥品都有自己的代謝規律，口服藥一定要按照包裝說明按時、按量服用，才能發揮應有的功效。很多人在家常常會忘了吃藥，在醫院輸液就會老老實實地按時按量，結果就產生了誤解，覺得“輸液纔好得快”。
她還記得一位急性子的感冒病人，吃了一天藥發現沒好，就趕來醫院，堅持要輸液。最後在自己的勸說下，再等了一天就痊癒了。
“任何病都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和痊癒週期。”楊霞說，“其實，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沒有問題，口服藥和輸液的效果是相當的。”
在效果相當的情況下，口服藥品與注射治療相比還有一條更加現實的優勢，那就是低廉的價格。高燕舉例說，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藥片，價格是12元，可以吃3天；而同樣的藥品，靜脈注射一天的花費超過100元，3天下來需要近400元，相當於口服藥物的30倍。
用輸液來治療感冒發燒，不僅浪費而且有風險
不僅如此，靜脈注射在感冒發燒等“戰場”上，常常被稱爲“大炮打蚊子”，不僅浪費，而且還有隱藏的風險，可能造成額外的“傷亡”。
“從我們醫學上來講，靜脈注射是一種侵入性、有創傷性的給藥方式。”高燕介紹說，“它也可能引起很多的不良反應。”
在藥物治療中，不同的藥品都有可能出現一定的副作用。當人們使用口服的藥片、膠囊的時候，藥物通過消化系統進入血液，這個過程相對比較緩慢，造成的不良反應也相對比較輕。一些可能引起過敏的雜質可能在消化道里就被分解掉了。
當人們使用靜脈注射的方式時，藥物就能夠通過針管直接進入血液循環系統，“又快又猛”地造成發燒、皮炎、皮疹等不良反應，嚴重的甚至會導致休克或者死亡。
2010年11月15日，重慶的一名護士在輸液的過程中私自將藥品加替沙星換成甲磺酸帕珠沙星，從而造成47歲的重慶婦女羅友菊病情加重，甚至一度“全身發烏”；就在一個月之後，呼和浩特的一個一歲大的小男孩因爲拉肚子被父母送往醫院，結果在輸液的過程中孩子不斷哭鬧、嘔吐，隨後呼吸越來越微弱，並最終死亡。
“在這方面，我們的教訓非常深刻。”高燕說。
另一些風險潛藏在操作環節。如果輸液器具在生產和儲藏過程中受到污染，或者輸液部位的皮膚沒有經過完全消毒，輸液的過程還會成爲一道橋樑，讓病毒、病菌能夠輕鬆進入人體。最嚴重的時候，這可能會造成病原體隨着血液擴散到全身，引發威脅生命的敗血症。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的工作人員曾經介紹說，在中國的某些省份，不使用消毒的注射器和針頭進行注射的比例達到30%。
即使完全消毒，輸液依然存在着其他風險：如果打點滴時使用的藥液濃度過稀或者過濃，就可能在進入人體後，破壞體內的電解質平衡；輸液速度如果過快，或者輸入過多藥液，還可能引發高血壓、心臟衰竭和肺水腫。甚至，如果在針管的藥液中混入了氣泡或者血凝塊，還會堵塞血管，讓心臟停止跳動。
“我們常常說，能口服藥物就不要選擇輸液治療。”高燕說，“這是醫學界的一種大常識。”
病人扎堆兒打點滴，其實是國內不正常的醫患關係的一個縮影
儘管口服藥物副作用小，價格便宜，療效又與輸液基本相同，在競爭中幾乎“完勝”，可回到現實，這些優勢似乎被人們完全忽略了。每到呼吸系統疾病高發的季節，醫院裏總是隨處可見扎着針、掛着吊瓶的病人們，有人評論說，這樣的場景簡直就是一片“吊瓶森林”。
高燕記得，自己1986年剛做醫生時，打吊針並不是常見的治療方式。到了上世紀90年代，隨着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越來越重視健康問題，有患者開始向醫生要求，希望用好一點的藥。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吊瓶林立”的景象在醫院裏越來越普遍。
曾經旅居美國的方舟子表示，自己在美國從沒看過像國內這樣到處都在輸液的場景。他在一篇文章中猜測說：“打點滴在國內的泛濫，應該有文化的因素。患者去醫院看病，就想着要儘可能接受先進、徹底的治療，而打點滴看上去要比吃藥先進、徹底得多。”
不少人推測，經濟利益也是如今中國醫院裏輸液氾濫的重要原因。這種被稱爲“以藥養醫”的問題正推動着“吊瓶林立”的現狀愈演愈烈。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劉又寧曾經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有些醫生和醫療機構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這種科學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驅使下過度醫療，由此也加深了患者的錯誤認識。
“還有個別醫生爲了爭業績、拿回扣，只能拿患者‘開刀’。”劉又寧說。
楊霞也聽病人描述過自己的就醫經歷：還沒做血液檢查，只是量了量體溫，醫生就直接讓病人去打“三素”。這種由抗生素、激素、維生素混合在一起的靜脈注射藥液，退燒是很快，但“潛在危害更大”：“抗生素用法不規範，容易產生耐藥性；激素更是不能隨意使用。”她甚至看過一位病人在這樣掛了一次吊瓶之後，出了一身的疹子。
另一方面，楊霞常常爲了說服病人放棄輸液、選擇吃藥而大費口舌。“大部分病人會尊重醫生的意見，不過實在太堅持的，我們也會妥協。”楊霞說，“你也知道，現在這種醫療環境，我們還是會聽病人的。”
方舟子也認同，中國的醫生可能無法向美國醫生學習，對感冒患者不開藥或開點鎮痛解熱藥就打發走。“這不僅會被患者認爲是不負責任，萬一患者因爲感冒併發了更嚴重的疾病，醫生的麻煩就大了。”他說。
“病人在醫院裏扎堆兒打點滴，其實是國內不正常的醫患關係的一個縮影。”方舟子說。
如今，“吊瓶大國”的現狀還在繼續。1月2日，就在那塊“輸液治療不等於好得快”的大海報前，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終於掛上了吊瓶。她覺得這樣“安心了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