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與艾滋病同生的時代，我們又該如何去應對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公共衛生的路徑，即通過公共衛生部門加大疾病的檢測和預防、治療的力度來應對危機。但是，實踐效果並不顯著，公共衛生部門通常對於難以接觸到邊緣人羣並在其中展開干預工作叫苦不迭。
對於中國社會而言，當務之急是樹立起反對污名化和歧視的觀念，並在各種制度上爲邊緣人羣營造一種支持性環境，爲幫助其改變行爲提供條件，從而降低艾滋病的傳播。
首先，對於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羣體，其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的提供應該更加人性化，以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救助和醫療問題。比如，“四免一關懷”的政策缺乏細化規定，在許多地方依然得不到落實;感染者就醫採取屬地化管理，使得大量流動人羣只能回到原籍獲得治療，加重了他們的困難;感染者的就業問題日趨嚴重，在巨大的歧視壓力下，就業的問題使得他們的境遇雪上加霜。
其次，對於容易受到艾滋病影響的人羣，儘量通過各項社會制度的調整，減少其受到艾滋病衝擊的風險。比如，對於男男性行爲者而言，承認不同性向的社會存在，進而減少對他們的社會歧視並增強他們對於自身性向的自我認同意識，有助於在這一人羣中降低艾滋病的傳播率。相反，高度的社會歧視與社會不認同，以及來自家庭的結婚生子的傳統壓力，會使他們傾向於通過與異性戀女性結婚來掩飾自身的真實性向，降低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傳統壓力(尤其在中國)，同時也增加了私下裏的同性性行爲頻率，使得艾滋病在這一人羣中的傳播概率大大增加。
女性性工作者處於邊緣人羣的最底層，高度的流動性和傳統上認爲其低賤的社會觀念，使得絕大多數性工作者羞於承認自己的身份。這顯然降低了對她們實施侵害的成本，也使她們感染艾滋病病毒並將之傳染給嫖客的概率得以增加。
目前，中國新發艾滋病感染中，近40%是通過異性性行爲傳播。保障她們的基本權益，反對歧視，有助於幫助她們獲得應有的控制疾病傳播的知識和信息，更爲重要的是，通過正當程序對她們處理而非一味打壓和欺侮，從而提升她們與潛在的客戶談判的能力，不至於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因爲談判能力太弱而受到疾病的攻擊，比如，因嫖客拒絕使用安全套而強行發生性關係而帶來傷害。
共用針具的吸毒者因共用不潔針頭注射毒品而交叉感染艾滋病病毒，中國應該將吸毒人羣去罪刑化，承認其爲一種疾病，往往是腦部神經性疾病。強制戒毒的復吸率很高，應當更加重視美莎酮替代療法以及推行交換清潔針具的項目，但是，公安部門往往認爲這些項目方式是“鼓勵”吸毒而予以反對。美莎酮替代療法在中國已經有一定數量的試點，但還需要鋪開。同時，吸毒者和性工作者往往是監獄中的“常客”，監獄中糟糕的衛生狀況需要改善並予以透明化，否則，將大大增加艾滋病的感染率。國際上的研究表明，監獄中往往毒品流行;在男監中，強制性的男性性行爲較爲普遍。監獄中糟糕的住宿狀況，往往還會加重經呼吸道傳播的疾病的感染率。由於艾滋病感染者抵抗力較差，結核病尤其是肺結核與艾滋病相結合，將極大地加速艾滋病病人的死亡。
最後，政府應該更爲積極地推進艾滋病病人獲得關鍵藥物的能力，包括獲得抗病毒藥物和治療機會性感染藥物。目前，中國僅能生產少量一線艾滋病藥物，副作用非常大，病人服藥很痛苦，而且，近年來已經開始出現大批量感染者耐藥的問題，中國的病人急需二線乃至三線的艾滋病藥物，但由於藥物的專利大多掌握在歐美藥廠手中，價格高昂，致使藥物獲得受限。除了用納稅人的錢去購買高價的藥物或者獲得藥廠的小批量捐贈，中國應該積極考慮啓動藥品的強行仿製程序，應對藥物問題的挑戰。
澳大利亞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科比提出“艾滋病悖論”：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顯然給社會帶來壓力，但損害和壓制他們會使得這些羣體進一步走入“地下”，從而加大了艾滋病傳播的不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講，保護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以及受艾滋病影響羣體的權利，恰恰是保護公衆的權利，或者說，最符合公衆整體的利益。也就是說，公衆一般本能地傾向於躲避和排斥艾滋病感染者以及邊緣羣體，然而，正是這種排斥行爲，造成了對於公衆自身產生更大傷害。艾滋病病毒有限但敏感的傳播途徑：性交、血液和母嬰傳播，使得公衆有意無意地對艾滋病加以“道德標籤化”或者“道德污名化”，而政府的不作爲或者推波助瀾，往往會加重“道德污名化”的公衆狂熱。
中國正面臨着一系列公共衛生挑戰，艾滋病傳播只是其中之一。在艾滋病、乙肝、H1N1、SARS和其他未知的傳染性疾病面前，一味使用“圍追堵截”的方式來應對，只會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
我們要防止疾病的傳播，但不應該片面以感染者或者容易受到疾病影響的羣體的利益爲代價。公衆所持有的對於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的錯誤的觀念，不能成爲政府制定歧視性政策或者法律法規的理由。錯誤的公衆觀念或說無知，是導致對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以及受艾滋病影響羣體歧視的關鍵因素。
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和立法機構有義務通過有效的政策和立法，在更深的層次上提升公衆的意識，傳播關於艾滋病的正確信息，並承擔相關的成本。同時鼓勵艾滋病感染者和受影響羣體積極參與到艾滋病防治的決策過程中來，以共同應對這一世紀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