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身患癌症，但邵一鳴依然堅守在實驗室裏。他希望能儘快完成艾滋病疫苗的研究。
研究發端 確診國內首例艾滋病
邵一鳴與我國艾滋病領域研究的好多項“第一”有關：參與過我國第一例HIV感染和病人的研究，參與研究了我國第一批大規模感染的案例，建立了我國第一個HIV病毒遺傳變異網絡，建立了我國第一個HIV耐藥監測網，第一個把雞尾酒療法引入國內，WHO第一個艾滋病機構中最年輕的顧問……現在，他又領導着世界上第一個DNA天花疫苗重組艾滋病疫苗的課題項目。目前，該項目已經通過了動物實驗，馬上要進入人體臨牀試驗階段。
邵一鳴最初從事的是腫瘤病毒研究，那時艾滋病尚未進入中國。大學實習時，他親眼目睹一名5歲的小男孩被白血病奪走生命。孩子親人的痛苦讓邵一鳴難以忘懷。這一悲劇促使他投奔腫瘤學家曾毅教授的門下，開始了癌症研究。他對病毒有着濃厚的興趣。“兩者加在一起，我就搞起了腫瘤病毒。”
從生物分類學的角度來看，腫瘤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關係非常密切，都屬“逆轉錄病毒科”。因爲兩者非同一般的親緣關係，所以當中國開始最初的艾滋病病毒研究時，邵一鳴就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科研的第一線。
1981年，世界上第一個艾滋病病例被確診。1984年，協和醫院發現一個疑似案例，於是將相關材料送到了曾毅和邵一鳴的實驗室。經確認，那就是中國的第一個艾滋病病例。從此，邵一鳴的工作就和HIV病毒分不開了。
1989年，調查人員在雲南的吸毒人羣中發現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這一重大事件標誌着我國的艾滋病流行趨勢從傳入期進入擴散期，我國也隨之全面調整了艾滋病防治對策。相關部門立即將已經赴世界衛生組織瑞士總部的邵一鳴調了回來。他一下子從優越的研究、生活環境，轉入了艱苦的野外工作之中。#p#副標題#e#
爲了製造有利的研究條件，科學家們只能自己搭建無菌實驗室。他們用塑料布將一個房間包裹起來，然後用最強效的消毒水蒸氣進行消毒。儘管這樣做可以勉強制造出一個無菌環境，但刺激性的氣味使人只能在其中堅持工作10分鐘。
回想那段艱苦的工作，邵一鳴最大的體會是中國政府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設立的全國性疾控網絡對我國早期艾滋病疫情控制的積極作用。他感嘆說，幸好當時已經建立了衛生防疫站體系，能進行主動檢測，及時發現了這批感染者。“如果等到1999年再發現這些病人，那麼中國的艾滋病現狀就不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了。”
疫苗研發 風險和利益的權衡
“國際課題光個人我就拿了十幾個，經費總共有六七百萬美元。我可能是中國拿國際項目最多的人。”邵一鳴平靜地說。他一方面爭取加強中國科學家與國際科研項目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依靠自己的科技創新與國外同行競爭。“競爭才能讓科學進步。”
製藥巨頭美國默克製藥公司宣佈，該公司研製艾滋病疫苗的實驗完全失敗。實驗結果顯示，他們生產的疫苗不僅沒有防止病人感染，也無法降低病人體內的病毒水平，甚至可能增加艾滋病毒感染的機率。
“這是對艾滋病研究的一個巨大打擊。”邵一鳴說，和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一樣，自己領導的團隊也在進行艾滋病疫苗的研發工作。所有人的工作都因爲這一打擊大受影響。“不過，對我們的團隊影響較小，因爲我們的研究原則不一樣。”
艾滋病疫苗有“活疫苗”和“死疫苗”兩種不同的類型。其中，死疫苗在人體內不會繁殖。“打進100個，經過消耗就會變成50個，30個。慢慢減少。”活疫苗則會在人體內分裂繁殖，所以它的效果相對來說強得多，也持久得多。兩者相比較，死疫苗相對更安全，但造價很高;活疫苗安全性不如死疫苗，但造價低。
西方大型製藥企業研發艾滋病疫苗的活動，是典型的商業行爲。他們大都回避高風險模式，所以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死疫苗。默克公司就是這樣做的。
而邵一鳴領導的小組研究的卻是活疫苗：通過基因技術，將艾滋病毒片段截取下來，放在治療天花的疫苗載體上，培養出新的疫苗。
“天花病毒是人類有意識消滅的第一個物種。幾乎每個人都接種過天花疫苗，所以，在臨牀上這個疫苗是比較安全的。”“用老一輩科學家的寶貝，加上現代的基因技術來製作艾滋病疫苗”，這種想法在他看來是個“利益與風險衡量的結果”。“如果是物理化學實驗，設計安全結果就一定是安全的。但醫學實驗並非如此。何況天花疫苗本身也並不是完全安全的。我們做實驗不可能沒有風險，所以必須用長期的臨牀實驗來證明。”邵一鳴說。
這個研究項目在十多年前就啓動了。最初，邵一鳴和幾個同事在簡陋的條件中實驗，被美國同行戲稱爲“十九世紀的科學家”。現在，相關研究即將進入臨牀實驗階段。#p#副標題#e#
保護病人 反歧視是個長期工作
在參與了對中國首例艾滋病人的治療之後，邵一鳴又接觸了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其中的很多人，現在都成了他的朋友。宋鵬飛就是這樣一個老被他掛在嘴邊的感染者。
宋鵬飛16歲就感染了艾滋病毒。當時國內很少有針對艾滋病毒的治療活動。邵一鳴主動接手了宋鵬飛的治療工作。他動用自己的力量，尋找國際上最好的的免費藥物，還積極地與相關部門協調，解決了宋鵬飛的治療、學習、生活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邵一鳴將國際上流行的“雞尾酒”療法引入了國內。如今，宋鵬飛已經27歲了，身體非常健康。
在積極參與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治療活動、組織研究艾滋病疫苗之外，邵一鳴也致力於艾滋病毒感染者及患者的保護工作。他一直在推動制定保護艾滋病人免受歧視的文件。“現在，艾滋病人面對的社會條件已經比以前好很多了，但是這畢竟是一個跟高危行爲具有密切聯繫的疾病，因此反對歧視艾滋病人是個長期的工作。”
事實上，作爲治療者的邵一鳴，自己也是一個病人。他患有甲狀腺惡性腫瘤。“這算是癌症中比較輕的一種了，其實對工作沒什麼影響。也沒辦法，本來應該好好休息，但這些工作沒法放下。”邵一鳴說。
如今，在包括邵一鳴在內的許多科學家的倡導下，中國已經建立了三個艾滋病防治檢測網絡：一個是設有6000多個實驗室的全國艾滋病檢測與診斷網絡。大到各大醫院，小到社區門診，都能對艾滋病病毒流行情況進行檢測;第二個是分子艾滋病病毒的追蹤網絡，用於追蹤艾滋病毒的基因變異，以此瞭解哪些病毒亞種從哪兒傳來，分佈在哪個特定人羣;第三個網絡是針對治療人羣的藥物的監控網絡。“這三個網絡對於國家應對艾滋病流行的防治、診斷、血液安全、醫療研究及治療科學的可持續性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今，一個全面的中國艾滋病流行數據庫已經建立。通過這個數據庫，研究者們可以精確地研究與治療每一個艾滋病毒感染者。他們一道構築起了抵禦艾滋病的長城。
【人物名片】：邵一鳴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專家、病毒與免疫研究室主任。曾於中國醫學科學院協和醫科大學和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歷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腫瘤病毒及艾滋病毒室副主任，WHO總部全球艾滋病規劃生物醫學研究部顧問，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艾滋病參比實驗室主任，衛生部艾滋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副主任，國家艾滋病參比實驗室主任，中國CDC病毒與免疫研究室主任。
現任衛生部艾滋病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微生物學會病毒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比爾·蓋茨基金會全球衛生重大挑戰計劃科學顧問、國際微生物聯盟病毒分會顧問、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全球艾滋病病毒鑑定網絡成員等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