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晚上，演員、歌手喬任樑在上海意外死亡，年僅28歲。他的公司發表聲明，去年在繁重的工作中，遇上外界種種對喬任樑不實的報道和重傷的話語後，他患上了抑鬱症。抑鬱症讓這個年輕帥氣的小夥子結束了原本怒放的生命。悲痛之餘，抑鬱症再次引發大家的關注。
喬任樑的死亡，輿論並沒有放過抑鬱症這個“兇手”，開始口誅筆伐“兇手”的同時，卻發現，在中國，抑鬱症正在遭受折磨的約6100萬人，而在全世界，這一數字更是達到了3.5億人。事實上，有研究表明，近年來，我國抑鬱症患者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柳葉刀》雜誌刊登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精神障礙患病率爲17.5%，其中抑鬱障礙人羣比重最大。世界衛生組織曾預測，抑鬱症將在2020年成爲全球最爲流行的疾病之一。
記者瞭解到，在2011年，海南省安寧醫院曾做過一項全省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海南省抑鬱症的患病率是0.6%，即一千人當中就有6個人患有抑鬱症，抑鬱症患病率呈上升趨勢。
20歲至60歲年齡段抑鬱症高發
7年前，小林的大學室友因重度抑鬱症跳樓自殺，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7年，但是這一件事，在她的心裏成爲不可磨滅的慘痛回憶。
“那時候她每天醒得很早，早晨四點多就起來了，她說她睡不着，身體開始消瘦，後來才知道，這是抑鬱症的症狀，可是當時我們太無知了。”小林回憶說，大四剛開學，她的室友回來晚了幾天，回來後的第二天傍晚就不見了，室友的父母打來電話，稱她的室友患上了抑鬱症，“我們找了她一夜，也報警了，到了第二天，有人說在一個小區撿到她的手機卡，我們到了那個小區後，小區的居民告訴我們，凌晨一點多有個女孩跳樓自殺了，我們等警察來辨認相片，是她。”
經歷了這件事後，小林翻閱了大量關於抑鬱症的書籍，才發現抑鬱症對人心理的危害，並不亞於一些生理疾病的危害。但小林表示，在大學四年間，她並沒有接受過一次心理輔導，對於心理疾病的瞭解，更是少之又少。
解放軍第187醫院心理科醫生吳寧表示，在他接診的患者當中，學生羣體的比例佔約30%。30歲至50歲的人羣，約佔50%。
發表在《柳葉刀》上的一項研究表明，抑鬱症的主要疾病負擔呈現的年齡段是20歲之後，60歲之前。20歲至60歲正是創造力、工作能力最強，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最高的一個年齡段，精神疾病更多地累積在這樣一個年齡段，會給社會、個人、家庭帶來巨大的損失和負擔。
國人關注生理疾病忽視心理疾病
在當今，國人普遍關注於生理疾病，但是卻忽略心理疾病，這導致心理疾病患者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對於這一觀點，吳寧表示贊同。他表示，上世紀，我國人民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貧窮、資源也匱乏、社會生產力低下的年代，國人需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到了20世紀，國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溫飽已經不成問題，這時，國人的注意力轉移到了生理健康上。“這也符合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在某一時期，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樣的，全世界都在遵循這一規律。”
“在抑鬱症患者當中，80%的爲輕度，20%的爲重度”，吳寧表示，輕度抑鬱症患者多數選擇在家默默承受，不曾踏進任何醫院。即便被醫生診斷出抑鬱症，患者願意接受治療的人數也不到10%，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和患者家屬有着強烈的“病恥感”。而20%的重度抑鬱症患者，是因爲實在無法忍受，纔會到醫院進行治療。
吳寧表示，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隨着生活競爭壓力的提升。在一些發達城市，市民對於心理諮詢的需要，也正在提高。
《2016年心理諮詢行業報告》顯示，近5年來，大衆對心理諮詢的需求逐年上升。2016年與2011年相比，增長了3倍。其中2014年至2016年的兩年間，增長了兩倍。而心理需求最多的城市分別爲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國內大都市。
在各年齡層心理諮詢人數的比例上，20歲至29歲人羣的心理諮詢需求佔48.7%;30歲至39歲人羣的心理諮詢需求佔36.6%。
我國平均每10萬人僅有1.5名精神科醫生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各類精神障礙患者人數在1億以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人數超過1600萬。精神科醫生也不過2萬名，若按照《精神衛生法》的嚴格標準，這個數字還將縮水。有數據統計，全國註冊精神科醫師只有2.05萬人，護士3萬人，醫患比例高達1∶840。
國際精神衛生行業標準是平均每10萬人中有4名精神科醫生、13名護士。我國是平均每10萬人僅有1.5名精神科醫生和2.2名精神科護士，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醫患比例嚴重失衡的現實，導致70%的重症精神病人沒有得到規範治療。精神疾病已在全國疾病總負擔中位居第一，約佔疾病總負擔20%。
此外，吳寧還表示，國人在遭遇心理疾病首要想到求助的人羣首先是親人，其次是朋友，最後才醫生。這是因爲國人以家庭爲核心，遇事先求助於親友。而國外，人們以自己爲核心，強調個人的隱私，不願將病情告訴他人。在患病後，首要想到的就是求助於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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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話說：遇見愛並不稀奇，稀奇的是遇見理解。這句話用於抑鬱症患者身上尤其貼切。
身邊的人患了抑鬱症，痛苦的不僅僅是患者本人，病人家屬往往着急又無能爲力，不知如何陪伴。
“此時對病人而言，對他們的理解比單純的愛更重要。”台州市中心醫院精神衛生科心理諮詢門診主治醫生李黎感慨道。
“抑鬱症患者是大腦情緒中樞和思維的聯繫、生理機能的聯繫出現了問題。之所以對抑鬱症有誤解，就是因爲它不表現爲單純的身體症狀，而更多是反映在人的心理活動上。”李黎說，“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抑鬱症患者是大腦生病了。而我們卻誤解他們矯情、想不開，導致患者不願意承認患病，寧可自己熬着，也不願意尋求幫助。”
沒有理解，身邊人好心的勸解會令抑鬱症病人更加痛苦。
“你這樣不行，要高興點，吃點東西，泡個澡睡一覺”“你沒事，就是想太多了，別想就沒事了”……這樣的安慰對抑鬱症患者而言卻可能是雪上加霜，加重患者的自責、無能感。“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覺中充當了抑鬱的幫兇，讓患者感覺更糟、更懊惱。”李黎說，抑鬱症是病症，絕不單單是患者想多了而已，“打個比方，對於肺炎患者，你如果勸他說，你別發燒了，你堅強點，別咳嗽，別讓人這麼操心，病人能做到嗎?同樣，抑鬱症患者的消極悲觀，是疾病造成的，勸說只會讓他們更自責。
愛是需要理性駕馭的，特別是對於抑鬱症患者的家人和朋友來說，學會陪伴和理解比盲目的愛要緊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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