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9日晚，上海學子“感動校園人物”頒獎大會隆重舉行。臺上，上海中學的鄧貝西接過榮譽揮手致意，隨後徑直走向後臺，突然流下了眼淚。記者強烈感受到這位17歲男孩的成熟。剛剛第5次走進“艾滋村”返滬不久的他，心情依然有些沉重。鄧貝西告訴記者：“要爲他們做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力量有限，只能盡力而爲。”
高中3年，他五進“艾滋村”，送去書本文具，開設英語課程，辦起村圖書室，甚至成了村民們心中親切的“村幹部”；他發起成立“同一社”，積極聯絡慈善機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爲解決“艾滋村”藥物缺乏和設施落後問題而奔波。
我能做些什麼呢？就從教孩子們英語開始吧
“這孩子，真不聽話，天氣轉冷，讓你多帶點禦寒的衣服和藥品，總說‘不要不要’；可要你去掉些給村裏娃的東西，卻總說‘不夠不夠’，真拿你沒辦法。一路小心吶！”帶着母親的“埋怨”和叮嚀，鄧貝西第5次坐上了開往河南商丘的列車，那一天是2006年11月17日。
鄧貝西要去的是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商丘市一個艾滋病高發村，全村3000多人中有700多人是艾滋病感染者。第5次走進這裏，鄧貝西熟門熟路，他說：“來看看我的朋友們。”
想去“艾滋村”的念頭，萌生於2003年6月一家雜誌封面刊登的河南商丘一個因輸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4歲兒童的照片，那個孩子叫伉伉。由於病入晚期，照片上的伉伉全身長滿了膿瘡，睜着一雙無助的大眼睛。他立刻按照文中地址寫了封信給伉伉。兩個月後，終於盼來的回信卻給他帶來了噩耗，伉伉父親說孩子已經走了。“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些和伉伉一樣不幸的孩子，看看自己能爲他們做些什麼。”平日性格沉穩的鄧貝西說到這裏總會語調上揚，表現出堅毅。
2004年4月，在母親的陪同下，高一學生鄧貝西第一次登上了開往河南的列車。他清晰地記得，村口路旁田野上遍佈的小土丘，那是村民患艾滋病死後不斷增加的新墳墓，村裏因得病而死去的人數已達幾百人。村中沒有多少年輕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留下來的年輕人大多是帶病的。“最難忘的是村民們的眼神，戒備的、漠然的。”他們不願意與陌生人說話，似乎總有堵牆橫在當中。“他們對死亡似乎已經不再恐懼了，因爲已經習慣，甚至連幾歲的孩子都一樣。”鄧貝西說。
我又能爲他們做些什麼呢？鄧貝西分析發現，所有的艾滋孤兒都會面臨來自生活、教育、病痛和心理的綜合問題。再經過深入瞭解，他又發現這個村沒有英語教師，“那我就從教孩子們英語開始吧”，從這個突破口入手，鄧貝西決心儘自己最大的力量，讓村裏的孩子，甚至他們的家長重拾自信和希望。
一次、兩次……那裏像塊磁石讓我時時牽掛
2004年10月，鄧貝西二進“艾滋村”。
事先作了準備———鄧貝西帶去幾包學習用品和書籍。“讓我們先從ABC學起吧。”村裏的孩子從沒上過英語課，這個高一學生就當起小老師，像模像樣地上起了英語課。第一次用復讀機，孩子們既好奇又緊張，鄧貝西就手把手地教，“就在我拉起孩子手的那一刻，我知道他們已真正接受了我。”村民們看他的目光也完全不同了，他們打心眼裏尊敬和感謝鄧貝西的到來。
“一次、兩次……那裏像塊磁石讓我時時牽掛”，爲人低調的鄧貝西飽含深情地說起這句話時，是如此鍾情、如此陶醉。
2005年8月，鄧貝西再次揹負十多公斤雜誌、文具和生活用品，第三次踏上14小時的旅程。這一回，他像是到親戚家“串門”似的，再也沒有一個村民把他當陌生人了。“他們對着我笑，圍着我叫我‘哥哥’‘哥哥’，還有孩子嚷着向我彙報‘我的語文考了滿分，但是數學沒有考好，好難過”，鄧貝西說，“那種感覺應該就叫幸福吧！”
一個上海中學生不遠千里爲孩子們上課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村裏的每個角落。鄧貝西贏得了村民們的信任，他們知道這個少年是真心來幫助他們的，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感激纔好。於是，上完課，村民們就自發前來圍坐在他身邊，跟他絮叨着———有說自己患病後種種遭遇的，有說村裏以前和現在不同狀況的，甚至還有村民家長裏短地跟他說起家務事。鄧貝西說，“那些故事我都很愛聽，但有時候會聽不大懂，我就都一一記下來，我想也許我現在幫不了，但以後或許會有機會的。對他們來說，我就是那一線希望。”
讓我們都伸出手傳遞溫暖和力量
從第一次進“艾滋村”開始，鄧貝西就與一個叫冉冉的小女孩結對了。冉冉是母嬰傳染，已經和病魔作戰了10年。第三次再去，沒說幾句話，一旁的冉冉爺爺眼圈就紅了，醫生診斷冉冉到了晚期。回到上海後，鄧貝西從媒體上了解到，克林頓基金會曾爲中國的艾滋病兒童無償提供過藥物救助。他立刻寫信到克林頓基金會，爲當地兒童申請提供藥物救助。利用假期，鄧貝西跑遍上海的各大製藥企業，希望能尋求到藥品援助。
2005年10月15日，鄧貝西被授予“上海市十佳金愛心學生標兵”，頒獎典禮上，他沒說其他話，只是描述了他所看到的真實的一切，然後向在座的媒體及慈善機構說：“請幫幫那些可憐的孩子們吧。”鄧貝西告訴記者，“我力量有限，但我不放過任何可以幫助他們的機會。”
2006年春節期間，鄧貝西第4次走進“艾滋村”。這次和他同行的還有上海金愛心教育慈善研究會等慈善組織的考察人員，雖然不知道有沒有援助方案，但至少他們的同行給了鄧貝西莫大的希望和堅持的力量。
鄧貝西爲他那份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付出了很多。從2004年起，鄧貝西就在上海中學發起成立了旨在關心救助艾滋孤兒的社團———“同一社”，意思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希望，同一片教育藍天。“同一社”已從最初的40多位會員，發展壯大到如今的100餘人。社團還定期在校園裏發起募捐，爲艾滋病患兒籌集物品，並幫村裏建起了圖書室，會員們都和那裏的孩子們結成對子通上了信。
第五次走進“艾滋村”，鄧貝西興奮地得知村裏新成立了一個“HIV”籃球俱樂部，俱樂部隊員中60%是HIV攜帶者，他們希望通過運動來增強體魄，抗擊艾滋，反對歧視。從對生活毫無指望，到對未來懷有渴望，鄧貝西陪伴着他們一路走來。一個17歲的男孩用自己的足跡告訴世人：每個人都可以成爲另一個人的支柱，關鍵就在你是否願意伸出手，讓溫暖傳遞，讓堅強駐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