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場專家：
羅偉 昆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規範化性病診療門診科主任
金蘭芬 昆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規範化性病診療門診科副主任
“實際上不僅是梅毒，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體感染、尖銳溼疣、生殖器皰疹等性傳播疾病的發病趨勢總體來說都呈上升趨勢”， 昆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規範化性病診療門診科主任羅偉告訴記者。昆明也不例外，在這場性傳播疾病死灰復燃的倒戈或者說潮流中，監測到的性傳播疾病數據多年被改寫，在現有梅毒感染確診者中，最小的是一名14歲的女中學生，據這名女中學生說，她有3個有性關係的男朋友。
個案背後一個無需爭議的事實是：除了性工作者、男男性行爲人羣、吸毒高危人羣外，社會文化開始接納性服務、性觀念的改變以及婚前性行爲，這些因素也爲梅毒傳播提供了有利土壤。
現狀
發病率確在上升衛生部出臺國家防控規劃
對於專家提出的對先天性梅毒報告發病率存有異議觀點，昆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規範化性病診療門診科主任羅偉表示總體認同。他介紹，從1991年國家出臺了性病防治管理辦法之後，性傳播疾病被正式納入了監測範圍，由於加強了監測網絡，擴大了監測範圍，性病也包括梅毒的報告發病率上升，也不排除有些誤診的病例也被當做梅毒病例上報，造成了數據的不準確。但從國家監測數據來看，梅毒及其它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是呈上升趨勢的，這一點從國家衛生部公佈的數據就可以看出。
據國家衛生部數據顯示，1999年報告病例80406例，年發病率 爲6.50/10萬，到了2009年，報告病例已達327433例，年發病率爲24.66/10萬，發病率年均增長14.3%。2009年的報告還指出，性工作者、男男性行爲人羣、吸毒人羣屬於梅毒感染的高危人羣。
爲此，衛生部出臺了《中國預防與控制梅毒規劃（2010-2020年）》。《規劃》明確提出，加強梅毒和艾滋病防治有效結合，通過5年努力，有效遏制梅毒疫情快速上升;通過10年努力，降低一期和二期梅毒發病率，並實現基本消除先天梅毒目標。
羅偉主任指出，實際上不僅是梅毒，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體感染、尖銳溼疣、生殖器皰疹等性傳播疾病的發病趨勢總體來說都是呈上升趨勢，包括昆明也不例外，從監測數據看性傳播疾病在總體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後，相對保持平穩，但梅毒和沙眼衣原體感染的上升較爲明顯，尤其是胎傳（先天性）梅毒。
背景
中國專家在外媒上演“梅毒患者速增”之爭
今年5月，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一篇報告作出中國梅毒患者快速增加的結論。而9月9日，同一雜誌又刊登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對此觀點的反駁。
第一篇文章稱，2008年，中國有9480例新生兒患有先天性梅毒，是五年前的12倍。這相當於，中國平均每1小時，就降生一個“梅毒寶寶”。該文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陳祥生和兩名英美專家共同撰寫，而在第後一篇文章中，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專家吳尊友和上海市皮膚病性病醫院副教授周平玉則對第一種說法進行了反駁：中國先天性梅毒病例並未增多，數字上的迅速增加，主要是由於疾病報告體系發生變化，以及大量誤診所致。
擔憂
半個多世紀前梅毒氾濫現象或將重演
梅毒，一種由蒼白螺旋體引起的性傳播疾病，起源於美洲。1493年，哥倫布和船員將它帶回歐洲，梅毒在歐洲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1000萬。
1505年，梅毒由印度傳入廣東，新中國成立前，許多中國城市的梅毒患病率高達5% ~ 10%，在北京、上海等地，85%的妓女患有梅毒。
解放初期，中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禁止賣淫運動，妓院被關閉，涉及人員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費性病治療。1964年，時任北京醫學院院長兼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所長的胡傳揆在北京科學討論會上鄭重宣佈：中國已基本消滅了性病。外媒驚呼，這是“東方的奇蹟”。
從此梅毒漸漸淡出公衆視野。中國撤銷了大部分性病防治機構，醫院不再開設性病專科，醫學院校取消性病課程。對中國人來說，性病似乎已與己無關。流行病學家、暨南大學醫學院教授王聲回憶說，那時“連皮膚科、泌尿科和婦產科醫生都不懂性病的臨牀治療”。
然而梅毒並未絕跡，1979年12月，重慶報告梅毒病例。實際上，此前部分地區已有不公開的零星病例報告。1973年，烏魯木齊確診2例傳染性梅毒，次年又發現1例早發性先天梅毒。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和人口大量流動，梅毒發病率逐漸增加，尤其是從1993年開始，梅毒病例報告數呈幾何級數增長。在1993年到1999年間，年均增長85%。
與500多年前相比，如今的這種蒼白螺旋體變得更爲“低調”。中國去年報告的梅毒病例中，1/3以上屬於隱性梅毒。隱性梅毒通常不會表現出“長惡瘡、發臭味”等典型症狀，很容易被人忽視，也就更容易傳播。
在5月16日開幕的第五屆全國性傳播疾病防治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疾控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寶璽指出，如果不加控制，半個多世紀前梅毒氾濫成災的現象也許又會重演。
探因
性觀念開放化爲梅毒傳播提供土壤
對於性傳播疾病的高發勢頭，羅偉主任認爲，性傳播疾病的高發，與社會因素（如性開放、多性伴、一夜情、網絡情人等）、個人因素（如道德觀念、自我保護意識薄弱、對性病的危害及防治知識缺乏）以及防治網絡不健全密切相關。
據介紹，在對高危人羣的調查中發現許多人自認爲對安全套的防病作用以及如何使用安全套了然於胸、性病艾滋病的知曉率也在90%以上，但實際上安全套使用率較低，有的甚至不足40%。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固定性伴被感染性病的問題，很多人認爲固定性伴可以不必使用安全套尤其是男女朋友以及同居情況下。其實只要其中一方有高危性行爲，其性伴就處於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高風險中。這就是爲什麼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不設防”，因此被感染上性病或艾滋病。
趨勢
昆明發病人羣年齡兩極趨勢明顯
在採訪中，金蘭芬副主任告訴記者，昆明的發病人羣出現了一個新趨勢，那就是“低齡化”和“高齡化”。據介紹，幾天前，一名14歲的女中學生到市疾控中心複檢後，被確診感染了梅毒，據這名女中學生說，她有3個男朋友，並和他們都發生過性關係，不知道是誰把病傳給了她;一名年近古稀的老年男性在做心臟搭橋手術前期檢查時，被查出患有梅毒。據瞭解，昆明市感染性病包括艾滋病的人羣近年來有低齡化和高齡化的趨勢。
從性病疫情情況來看，防治梅毒、艾滋病等性傳播疾病的對象不能僅僅侷限於娛樂場所的“小姐”、“少爺”、吸毒人羣以及男男性行爲者身上，他們中的很多人其防病意識和疾病的知曉率往往較高，因此我們也需要加大對普通人羣尤其是青少年、學生羣體的宣傳教育工作。據羅偉主任介紹，近年來，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經常到娛樂、桑拿場所對服務人員以及目標人羣（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爲者）較集中的活動場所進行防治性病、防治艾滋的宣傳。並且和社區的很多幹預小組有着良好的合作關係，積極提供技術上的支持和指導，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些“妹妹”就明確表示，客人如果不戴安全套，給多少錢也不行。
雖然如此，但性病防治工作仍然任重道遠，目前性病防治經費不足，性病診療市場的混亂，性病診療的不規範，性病防治工作從政策和法規層面的保障力度不夠，這些都是影響性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因素，須引起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和政府的重視。
提醒
有性病人羣感染艾滋風險高出百倍
羅偉主任還提到，如果感染了性病，將會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因爲患了性病之後，局部皮膚黏膜的完整性破壞如炎症和潰瘍，相當於爲艾滋病毒打開了一道門，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就會大大增加，可高出2-4倍甚至上百倍，因此從國際上看70%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是通過性傳播而受到的感染;同時如果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性病後，其潰瘍和分泌物中含有大量艾滋病病毒，會導致傳播艾滋病的機會增大。因此防艾必須先從防止性傳播疾病入手，從源頭上減少感染和傳播的機會，這是有效遏制艾滋病傳播的重要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