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內人士認爲，除了加大現有的艾滋病防治力度外，農民工防艾問題的根本之道是要給予農民工平等的醫療保障。唯有如此，才能跳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舊模式。
到今天爲止，28歲的進京務工人員王爲(化名)接受艾滋病干預服務就滿3個月了。
王爲於1998年來京謀生，2002年因一個偶然的機會染毒，後又感染HIV，但直到今年8月才被發現，成爲一個艾滋病干預項目的服務對象，並被確診爲HIV陽性。
據王爲說，因爲染上了毒癮，他能通過項目援助獲得清潔的針具交換和相應的服務，控制了通過不潔針具的繼續傳播，但由於自己是流動人口，在獲取治療和關懷資源方面還是存在一定的障礙。
“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以及生存壓力的陡然增加，很容易使這一羣體接觸到吸毒、不潔性行爲等極易感染艾滋病的行爲。”資深艾滋病防治工作者萬延海對記者說。
近年來，艾滋病在農民工羣體中的傳播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有專家指出，在農村，大規模流動人口成爲艾滋病傳播的主要載體。艾滋病經由人的體液交換行爲來傳播，勢必與人口流動的規模存在正向關係。
然而，流動本身並不是艾滋病傳播的危險因素，是人口流動或遷移期間所處的環境和可能具備的危險行爲增加了艾滋病的易感性和危險性。
農民工正常的性健康權利無法得到滿足，加之他們對艾滋病的認識不足，使他們即便面臨着疾病傳播的危險，也難以杜絕危險行爲的產生。
一對農民工夫妻在使用針管注射毒品後，隨手將針管扔在一旁。他們未成年的孩子順手就撿起來放在手中玩耍。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見的這一幕，令萬延海至今不能忘懷。#p#副標題#e#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艾滋病防控中的生命倫理難題及公共政策研究”的參與人員任潔結合自己所做的調查指出，農民工整體上文化程度較低，大多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服務行業，一部分甚至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
由於生活所迫，他們往往容易忽視自己的身體健康，無暇顧及自身的衛生狀況和環境狀況。此外，他們的預防意識和自我防範意識也比較差，對一些疾病更是缺乏基本的瞭解，艾滋病就是其中之一。
任潔還告訴記者，農民工中的大部分人爲15歲至49歲的青壯年，處於性活躍期的年齡段，正常的生理需求和行爲在農民工羣體中卻成了艾滋病傳播中的危險行爲。
在任潔所做的調查中，雖然60%的人表示願意使用安全套，但仍有31.4%的人從未使用過安全套。
“農民工正常的性健康權利無法得到滿足，加之他們對艾滋病的認識不足，使他們即便面臨着疾病傳播的危險，也難以杜絕危險行爲的產生。”任潔說。
北京市延慶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劉振紅也曾對建築工地農民工艾滋病情況做過調查。她說，在性行爲方面，外來農民工在行爲上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在劉振紅的調查中，只有7.1%的農民工近一年來做過HIV抗體檢測。
“雖然不能據此斷定這部分農民工均是因高危性行爲後尋求HIV檢測，但起碼可以從側面反映，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的農民工有過高危性行爲。”劉振紅說，“隨着城市的發展和流動人口的增加，受諸多方面的影響，色情、賣淫、嫖娼、同性戀等有增無減。農民工因爲遠離家鄉，缺乏家庭和社會的約束，發生高危性行爲的可能性很大。”
在相關社會保障缺失的現狀下，一般的疾病都可能使農民工出現因病致貧或返貧的現象，更不要說遇到艾滋病這樣需要長期治療的疾病了。#p#副標題#e#
農民工感染艾滋病有這一羣體自身的因素，但不可忽視的是，其背後有着更爲深層的原因。
記者瞭解到，早在2005年，“全國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工程”就已啓動。
“農民工宣教工程已進入第四年，工作出現了疲沓、放鬆的苗頭，有些部門未將農民工防艾宣教工作納入持續的工作重點，一些地方的宣傳教育活動還限於世界艾滋病日等特定時期，農民工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工作的長效機制有待健全。”在由衛生部與清華大學主辦的“第四屆中國健康傳播大會”上，衛生部艾滋病防治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協會副祕書長、中國CDC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劉康邁對記者說。
劉康邁還認爲，自工程啓動至今，各成員單位雖然都開展了農民工防艾宣教工作，但各部門工作發展很不平衡。部門之間艾滋病防治信息溝通不暢，協調、配合尚待完善。一些地方的責任落實不到位，未建立起有效的督導和評估機制。
此外，諸多業內人士均認爲，在農民工艾滋病防治開展的過程中，農民工相關社會保障缺失的問題已經越來越明顯。
以美沙酮維持治療爲例，萬延海告訴記者，美沙酮維持治療是國際上公認的、實踐證明最有效的防止艾滋病在吸毒人羣中傳播的干預措施，可以減輕吸毒者對海洛因等的依賴，減少靜脈注射和共用注射器的機會，有效遏制艾滋病在吸毒人羣的傳播。“但在農民工中，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員能長期接受這一治療的比例偏低。”萬延海說。
儘管早在2003年，國家就制定並頒佈了對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關懷”政策，然而，由於種種限制，政策仍難惠及農民工這類流動人羣。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向記者舉了某地的例子：雖然非當地戶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可在當地的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機構，得到免費諮詢和艾滋病病毒抗體初篩檢測，但他們不能到當地的傳染病醫院或綜合醫院服用免費的抗病毒藥物，得不到抗病毒治療；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婦，得不到醫院免費提供的母嬰阻斷藥物和嬰兒檢測試劑；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屬，未能納入當地政府補助範圍，不能按有關社會救濟政策的規定得到生活補助。
任潔認爲，當前我國的農民工既無法有效地享受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也無法在城鎮的醫療保險體系中得到令人滿意的保障。在這樣的狀況下，一般的疾病都可能使農民工出現因病致貧或返貧的現象，更不要說遇到艾滋病這樣需要長期治療的疾病了。#p#副標題#e#
創造農民工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條件，保障他們的性健康權利，進而解決農民工的醫療衛生保障和社會福利問題，是解決農民工防艾問題的根本之道。
採訪中記者瞭解到，近年來，農民工感染艾滋病的情況已經爲高層所重視。
劉康邁告訴記者，在《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艾滋病防治條例》中，都有對流動人口開展預防干預的目標要求。
另據介紹，2008年11月，在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衛生部副部長、國艾辦主任馬曉偉在報告中特別提出：
“流動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點，也是難點。要根據農民工等流動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特點，充分利用現有的平臺和資源，繼續開展‘農民工宣傳教育工程’，提高流動人口等重點人羣的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率，改變危險行爲，預防艾滋病傳播。”
劉康邁認爲，艾滋病防治工作應對流動人口中的特殊羣體予以重點關注，如同性戀人羣、女性人羣和兒童等。此外，對大的工程、建築工地的農民工進行集中干預，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劉康邁說，在今後農民工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還有若干問題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比如，農民工防艾工作應重點抓住哪個環節，是流入地干預，還是流出地干預，或者在流動過程中干預？
“與農民工健康有關的問題應有一攬子解決方案，不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劉康邁說。
任潔也認爲，應跳出單純解決艾滋病問題的思維框架，將建立平等的醫療保障體系作爲改善農民工權益的基本措施，保障農民工乃至農民的公平待遇。
“我們既需要針對農民工的特點對其進行具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也需要通過制度改革，改善農民工的生活條件，創造他們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條件，保障他們的性健康權利，進而解決農民工的醫療衛生保障問題，提高農民工的社會福利。”任潔說，“這纔是解決農民工防艾問題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