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青海年感染艾滋病的風險更大
每次與校外青少年開展活動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中國辦事處官員張蕾都用關切而充滿母性的眼神看着那些參加活動的孩子。作爲一名聯合國兒基會兒童與艾滋病運動項目顧問，校外青少年生存狀況，常常刺痛她的心。
她說：“北京有20多萬外來流動人口子女，他們大多數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小小年紀就隨父母到處漂泊。在我們的調查中，有13.1％的人已經開始一個人生活，有22.9％的人的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揹負着家庭的經濟負擔，對他們來說，工作環境是否安
全、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和掙錢多少，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而上班時間長短和工作勞累程度，他們都不太看重，更不知道一些流行疾病對他們的威脅。”
爲了解校外青少年羣體受艾滋病影響方面的脆弱性，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中國政府的支持下，中國的學者們對艾滋病高流行地區的校外青少年、青少年移民、18歲以下的青少年性工作者、少數民族青少年、在職業中心接受培訓的青少年和生活在社區中的校外青少年進行了調查研究。
調查顯示，由於校外青少年比校內青少年缺少社會網絡的支持和社會資源，因此他們具有更多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和受其影響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因爲他們處於社會的最底層而更加令人擔憂。
初次性行爲的平均年齡是15歲至20歲
17歲的貴州六盤水人趙言（化名）就很輕鬆地對與他談話的研究者說：“父母關係不好，媽媽所在的單位效益也不好，有活幹的話一個月有七八百元，沒活幹的話每月只有190元，大家都不管我，我的成績很差。2002年9月上初一後，沒幾個星期我就離開了學校，索性不上了，成天和朋友在外面玩。由於不是學生了，我可以光明正大地交女朋友。我不停地換女朋友，她們當中大部分是在校的初中生，這些女孩也不愛讀書，不太聽家裏話，有小部分是不讀書的，但都是小姑娘，十四五歲的樣子。到現在爲止，我至少和40個女生髮生過性關係，她們中有我的女朋友，也有隻是一般玩的那種。
我從來不用安全套，女生懂得自己去處理。不懂的懷孕了，我就有幾個女朋友懷孕過，我都是找錢送她們到醫院去做了人流，但出來後沒多久我們就分手了。這期間我得過一次性病，我開始不知道是什麼病，朋友告訴我他們也得過，沒什麼大不了的，到醫院打幾針就好了。所以我覺得性病沒什麼可怕的，包括你說的艾滋病，我也覺得沒什麼可怕的。原來我吃藥的朋友中有一男一女就有艾滋病，我們經常在一起也沒什麼，我覺得這種病只有幾種傳播方式，我不太害怕。”#p#副標題#e#
18歲的小魯（化名）是貴州六盤水人，小學畢業後便沒再讀書，和一些“哥們兒”生活在社會上。他的第一次性行爲發生在2005年，那時他14歲。
“我第一次正面接觸性是2004年快過年的時候。雖然他們經常在租的房子裏放‘黃帶’給我們看，但真的還沒見過，直到那一次。那天晚上我們有9個人，一起去旅社開房睡。有5個男的，4個女的，是4個‘小姐’。當時睡的是幾個人一間的大通鋪，全是我們的人。他們吃完藥後，就做了，我在旁邊看，那時我還沒吃藥，也不會做，只是看他們，但我覺得身上很不舒服。
2005年的一天，那些和我們在一起玩的女生在洗澡，有一個喊我進去給她們搓背。我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再也忍不住了，就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女的發生了關係，之後，直到我後來吃藥，一共與9個女的發生過關係，基本上全是吃完藥以後大家在一起做，覺得很好玩。大家都不用安全套，反正也沒有人給我們這些東西。”
這是記錄在由中央民族大學西部發展研究中心所做的《西部五省區各民族校外青少年高危行爲與艾滋病易感性研究總報告》中的一個案例。在對新疆、雲南、四川、廣西、貴州2150個校外青少年的調查中，有689人回答了有關性交往的問題。調查使研究者驚訝地看到，發生性行爲的青少年中，最早的年齡是10歲。初次性行爲的平均年齡是15歲至20歲。614名青少年回答了有關他們性夥伴的問題，其數量從1個至多個。其中，60％的青少年有兩個以上的性夥伴，平均爲4．19個性夥伴。性伴侶超過5個的佔16.9％，10個以上的有6．7％。
而在由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完成的《北京農村流動人口校外子女感染HIV脆弱性研究報告》裏也顯示，研究者們通過對北京熊貓環島綜合市場和明園學校260名14歲至20歲校外青少年的調查發現，10.1％的被調查校外青少年有過性行爲，其中76.3％的青少年是在13歲以後發生的首次性行爲。所有發生過性行爲的校外青少年中，39.1％的人是有計劃進行的，另外相同比例的人是完全自發的。
一般說，校外青少年是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羣，他們生活水平低下，普遍低層次就業，缺少社會網絡的支持和社會資源，因被社會嚴重邊緣化而形成並依賴自己較封閉的小圈子。相比校內青少年，校外青少年在生理、經濟、社會、文化、家庭、心理、地理上，具有更加多重的脆弱性。然而，許多校外青少年對此一無所知。
研究者對北京260名農村流動人口校外子女的調查顯示，雖然84.7％的被調查校外青少年能夠正確回答出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但96.2％的被調查校外青少年不認爲或沒有想過“我處在感染艾滋病的危險中”，67.4％的被調查者承認關於艾滋病對自己的危險知道得不多。
大部分校外青少年未接受過健康機構的服務
在對北京朝陽區熊貓環島綜合市場流動人口校外子女的調查中，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的大學生志願者們發現，與在校內青少年中開展的調查不同，他們很難用訪談的形式來與這些青少年討論艾滋病和性等問題，因爲這些孩子覺得在同伴面前談論這樣的話題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p#副標題#e#
雖然71.8％的被調查者認爲自己的家庭生活很幸福，79.5％的人認爲自己父母的關係融洽，50.6％的青少年對現在的生活富裕程度表示滿意，但是他們承認，性和艾滋病是他們和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親屬最難談及的話題，而醫生、親密的朋友，纔是他們最容易談論此話題的人。
然而，雖然認爲與醫生最容易討論，但到健康機構諮詢的人卻非常少。在調查的校外青少年中，43.4％的人表示知道一些可以獲得性、避孕和艾滋病監測等信息的機構，其他56.6％的人表示從沒聽說過。82.8％的被調查者表示以前從沒有去過醫院、疾控中心等健康機構進行諮詢或接受服務。有8．6％的人從沒有聽說過這些機構可以接受諮詢。
在所調查的北京農村流動人口校外青少年中，20.5％的人向所信任的人尋求過相關健康問題的建議，23.9％的人沒有尋求過，有55.6％的人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而在另一個因有償獻血導致艾滋病高發的省份的調查中，被調查的校外青少年認爲，如果遇到與艾滋病有關的問題時，他們通常願意採用的首選方法是“去醫院找醫生詢問”。但他們中只有11.8％的人曾主動利用過與艾滋病防治有關的服務，不主動利用艾滋病防治有關服務的原因是：“我覺得沒有這方面的問題”、“我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問”、“我不願意去”、“花費高，負擔不起”、“沒有時間”。
有大部分人表示，對相關機構提供的服務不滿意，其原因主要是：醫務人員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醫務人員態度不好、保密性不好；門診的環境太亂、工作時間不合適；候診時間太長，以及費用太高等。調查顯示，雖然青少年對醫務人員寄予了很高期望，但醫務人員能給予他們的幫助與實際求助行爲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因此，有88％的被調查校外青少年認爲，有必要開設專門爲青少年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務的門診或場所。
“教育是對抗艾滋病最好的疫苗，但是，校外青少年恰恰不在教育的保護之中。與校內青少年相比，校外青少年缺少知識、信息、技能、服務和社會支持，而我們對校外青少年的研究嚴重不足，因而也未能發展出相應的政策對校外青少年進行有針對性的支持，以減少他們的脆弱性，有足夠的能力和社會支持與艾滋病對抗。”張蕾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