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川四成艾滋病毒感染者失蹤”，12月4日晚上，劉玉新把這條從網上看到的新聞用手機傳給朋友。“怎麼會有那麼多艾滋感染者失控？”驚奇中他有些疑惑。手機微震，朋友的回覆短信只有兩個字——“恐怖”。
他們選擇從疾控視線中消失
“這怎麼能叫失控哪？”銀川市衛生局副局長馬如林顯然很反感這個詞，“艾滋病毒檢測需要兩三天的時間，很多檢測者都是通過電話來詢問結果，而他們當初留下的地址電話大多是假的，這讓我們根本無法尋訪”
人口的頻繁流動，也加大了工作難度。今年銀川新增的17例艾滋感染者中，只有3人屬銀川籍。“我們不能限制艾滋病人的人身自由。”馬如林說，無論戶籍所在，疾控部門都不可能像監控犯人那樣去限制艾滋感染者的行動。
艾滋病潛伏期長，從感染到發病，時間從2到10年不等。在這個漫長的時段裏，他們的身體與常人無異，也要生活。 而“政府現在根本無力將每一個艾滋病感染者的吃喝拉撒包下來。”寧夏艾滋感染者中20歲至39歲年齡段佔90.27%，農村人口占64.79%。年輕，貧困，他們大多選擇從疾控視線中消失，去一個陌生的城市，賺點錢貼補家用。
“每次發現艾滋感染者後，我們都會好好給他做做工作，然後對他身邊的人進行必要的篩查，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他及其他人的健康。但他的失蹤卻讓這些迫切需要進行的工作無法進行了。”寧夏一位疾控工作人員嘆惜艾滋感染者的“人間蒸發”。
住進一個艾滋病人，醫院搬空半棟樓
“一堵牆擋住了艾滋感染者，他們不得不躲在黑暗角落。”張栩如是解釋寧夏艾滋患者的躲避。
張栩，寧醫附院傳染科主任醫師，寧夏唯一一位受過國家培訓並有過臨牀經驗的艾滋病治療專家。
1999年，一位雲南籍男子，因高燒不退住進寧醫附院呼吸內科。幾天後，確診爲艾滋病，成爲寧夏首例被收治的艾滋病人。張栩成爲主治醫生。
“樓裏住進了艾滋病”消息很快在病區傳開，病人驚恐萬分，或走或轉院，“半棟樓一下就空了”
寧夏礦工老馬是張栩接診的一位艾滋病感染者，2005年7月因腿傷住進醫院，血檢中被查出感染艾滋。這一住就是一年。“除了我，幾乎沒人去看他”，就連醫生和護士都避而遠之。
“沒人聊天，快不會說話了”，9月的正午，老馬流着淚告訴張栩。“我，孤獨”
“一些醫務工作者都無法去正確對待艾滋病患者，更何況普通百姓。”寧夏傳染病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披露，“2006年年中，寧夏一家醫院拒絕爲一名艾滋感染者實施手術，並試圖轉院北京上海，但都先後遭拒。最終在衛生廳協調下，手術才得以在傳染病醫院進行。”
“人們因爲對艾滋病無知所以恐懼，因爲恐懼所以歧視艾滋病患者。巨大的歧視凝結成一堵牆，壓迫得艾滋病感染者艱於呼吸視聽。”張栩的表情有些痛苦，“在這種歧視的環境中，艾滋感染者一旦公開身份，只能是妻離子散，最終在歧視中慢慢死去”
#p#副標題#e# 艾滋病感染者，在漫長的潛伏期裏是無法也不需要治療的，包括藥物。張栩說，“因此艾滋感染者大多不願意和疾控部門穩定聯繫，在他們看來，那隻會增加暴露的可能。”疾控部門定期的隨訪，心理的輔導以及“四免一關懷”的許諾，在歧視所帶來的無邊災難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就這樣，他們選擇轉身離去。”
感染者“無處逃避”蘊含着巨大社會風險
124人，這是寧夏衛生部門在12月1日公佈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數。其中，5人已經死亡，8人處於發病期。
“只是冰山一角。”張栩說這僅是政府監測到的。“研究界公認，實際感染人數是官方公佈數字的10——20倍。”在寧夏至少還有近千人隱藏在人羣中，不僅政府無從得知，就是他們自己，也可能完全不知覺，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工作，甚至結婚生子。
“這些隱藏者大多有過高危行爲。”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對自己是否感染艾滋有過懷疑，但因爲承受不了確診後的巨大歧視壓力，他們在免費檢測前裹步不前。
“什麼樣的表現都有。”做爲寧夏唯一的艾滋治療專家，張栩閱盡了艾滋感染者被確診後的各種舉動。
“有慌不擇醫，千方百計治療的；有直面現實冷靜對待的；也有破罐子破摔，越發墮落的，更有藉機敲詐的。”
2005年年底，一位河南籍中年男子，發熱待查，被送進寧醫附院急診科，隨後的檢查證實，他是一名艾滋病病人。“咳嗽得都喘不過氣了，還不停抽菸，在病房裏砸東西，故意吐痰。”張栩來到病房，徑直走到他的牀前。“我同情你”，狂躁的他一下子安靜了。“我可以幫你申請免費治療。但你要要配合治療”，那一瞬間，張栩在他眼裏看到了亮光，“那是強烈的求生慾望”。“艾滋患者需要你去真正地關心他們。”
2006年年初，一名艾滋感染者，故意割破手，直闖自治區衛生廳廳長辦公室和疾控處，要錢要藥。得逞後，故伎倆重演。“這是典型的敲詐”張栩說，這種人在壓力下，心理扭曲，和一些性工作者一樣，開始報復社會，越發墮落。
消除這種仇視行爲，民建寧夏區委會副主委蔣啓瑞建議，“政府除了要把‘四免一關懷’做好，更應該倡導社會對他們多一些心理呵護，讓他們體會到社會的溫暖，使他們放棄仇視，這纔是合理控制傳染源的途徑。”
“巨大的社會歧視，讓艾滋病感染者‘無處逃避’，無疑蘊含了巨大的社會風險。”張栩說，“當歧視壓迫得艾滋病感染者艱於呼吸視聽時，誰能保證他們仍會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態？當艾滋病感染者覺得這個冰冷的社會已將自己拋棄時，他們是否還會有一顆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的心？不幸並不只是他們的，而是整個社會的，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艾滋病就在你的身邊，你必須做出一種選擇。
